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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年时起，卡特利奇这个小伙子就感觉到了母亲提倡努力工作的美德，谴责懒惰和酗酒、玩球和渎神。在星期天报纸和漫画出现后，威利·安娜把它们塞到她的床下，在星期一之前不让孩子们看到它们，她甚至不允许星期天在她的房间里吹世俗的曲调。她的丈夫李·卡特利奇是一个忧思和敏感的人，从不多说什么。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一所教会学校里上过学，一段时间当过教师，也曾涉足过地方政治，但现在他在特纳的一家商店中工作。他的祖先也曾是农场主，作为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起初居住在卡罗来纳，后来是在阿拉巴马州，在内战前来到密西西比州。李·卡特利奇的父亲在邦联军中服过役，但未曾参加过战斗，而他父亲的五个兄弟都杀过人，也有三个被杀。家庭留下来的人继续在农场，但李·卡特利奇在和威利·安娜结婚后，被吸收进特纳的家族，他的温文尔雅后来在站柜台时成了一种软性推销，并且给人以深刻印象。

年轻的特纳·卡特利奇的命运也多少要在外祖父特纳的生意中来实现，但不清楚他1922年从密西西比州立学院毕业后应从何处开始。在离家不远的特纳的商店里确实没有什么好工作，全都是由叔叔、侄子、女婿们干的，所以他决定在一个五金批发部门里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因为特纳一家在孟菲斯的一家五金商店里有不大的股份。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很高兴去孟菲斯，以逃避家庭给他的幽闭恐怖症感觉。但当仔细一想，他开始生气了，并且感到愤懑。他觉得他实际上是被赶出家庭圈子了，因为在家里没有为他留什么地盘，这使他感到震惊甚至幻灭，好像这么多年他一直被热情的家庭、堪称楷模的母亲所欺骗，现在如同在一种陌生的宗教仪式上，突然地被派去考验一下他的生存技能。他对这一前景感到害怕，不自信。孟菲斯似乎太远了，就像香港一样远，但实际上只是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之间的一个边界城市。此外，卡特利奇从没有考虑过要生活在遥远的北方，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做五金生意。

他确实不知道如何谋生。在学院他主修科学，在植物和动物学班里他是聪明的学生。他可能是家庭里唯一知道昆虫学这个词的人。他的英语很好，能熟练地打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从系主任办公室的半日制工作中得到的全部收获。在上大学期间他干过几种工作，他的母亲不让他有空闲的时刻。他干过的并且非常喜欢的暑期工作是为一家叫作《奈索巴民主》（Neshoba Democrat）的人工小周刊做一种什么都包括但又难以归类的职业。他为这家刊物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招揽广告，直接收订阅的现金，搜集并写作地方新闻条，到工厂帮忙，学习排版，熟悉印刷工，其中一些是三K党成员。这是一种有意思的工作，因为它不像是一份工作，每周都有新的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这个周刊是由一个叫彭努次·兰德的有说服力的乡村编辑主编的。他非常喜欢卡特利奇，欣赏他努力工作的热情及毫无怨言地做任何琐细工作的自觉性。所以，当特纳家庭计划让卡特利奇从事五金生意时，兰德正好在该州的西北角、沿密西西比河邻近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边界的地方，在一个叫作图尼卡的城镇创办另一家乡村周报。兰德喜欢起用像卡特利奇这样精力充沛的多面手在图尼卡发展。当兰德向这个年轻人提出这个职位时，卡特利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现在要辞职离家，他可以向家庭提出的最后要求是用车把他送到火车站。这一天孤苦伶仃的感觉一生都伴随着他：在一个平静的早晨坐上他舅舅乔的福特T型车，行驶在高低不平、尘土飞扬的通往火车站的路上，然后在站台上和乔舅舅站着等火车，后来得到了一本小小的支票簿作为离别礼物。“如果你需要钱的话，”乔舅舅说，“尽管写张支票用。”这意思是和善的，但也带有一丝忧郁，一种分手的现实。在火车驶向图尼卡的途中，卡特利奇感觉到了以后生活的迷茫。

1922年在密西西比州的图尼卡，卡特利奇和人们和睦相处，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喜欢碰到的和所写的人物。在《图尼卡时报》（Tunica Times）上，他做了一年前在《奈索巴民主》上已经做的而且一年后在《图佩洛杂志》（Tupelo Journal）上还会做的事情——做各种事情，包括写消息，办差使，招揽广告，排字，犯错误，长学问，结交朋友。对该城的乡民来说，卡特利奇是一个专注的年轻人，真诚而且谦虚。他给人非常能干的印象，却没有表现出多么大的野心。野心，加上附着于野心之上的驱动力、冷酷的决心、出格的行为、超过老人越上顶峰——他母亲培养起来的而他父亲缺少的野心，对卡特利奇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优点，特别是在南方农村。这里是遵守秩序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敬重长者，维护过去。一个像卡特利奇这样向上爬的人，要想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南方迅速取得成功，却表现出更优越、受过大学教育或者与大多数普通的一模一样的受教育不多的乡民不一样，是不明智的。在北方，卡特利奇同时代的对立面，出自出租公寓的未来巨头，并不需要这样谨慎。在北方，规则是不同的，直率是受到鼓励的，活跃是被允许的，如果一个人要在过分拥挤的城市里克服重大障碍和紧张心理的话，活跃经常是根本性的。因此，可以假定，懂得在城市丛林中生活和生存的年轻人，比起那些像卡特利奇一样暗中有野心的南方人来，更有可能在纽约获得大权，因为这些南方人是通过南方腹地平缓的路慢慢地向上爬的。但这个假定不一定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开始于南方并且和乡村人民和睦相处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学会了奉承、哄骗、平易近人和伪装天真——这在南方是普通的，在北方被看作是“魅力”——的人来说，对于那些理解小城镇南方人天生的自卑、多刺的自傲、对陌生人的疑心、对忠诚度的要求和由贫穷导致的西西里式的暴力的人来说，对于在20和30年代沿着这种乡村道路向北走的年轻攀登者来说，为了要在纽约成功，比起他的大城市对手来，或许要走一段更崎岖的路程，面对更微妙的挑战，做出更多个人的调整，运用更多非武力的计谋和武器。如果一个人能和南方的乡民和睦相处，他就能和几乎任何人和睦相处。而且由于掌握了这种看起来天真的艺术，这种南方人就能很容易地而且不引起别人太大妒忌地爬上纽约的管理阶梯。相反，他的同事却被他解除了武装，为他的胜利而高兴，惊奇有这种“魅力”的不起眼的人竟能走得如此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