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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劳伦斯碰到了他偶然认识的特纳·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大声说：“小伙子，昨天晚上你跟克罗克先生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跟克罗克先生说什么。”

“你没有给他打电话？”

“我给他打了电话，但我是跟男管家说话的。”

“哪有什么男管家，”卡特利奇说，“那就是克罗克先生。”

当天下午卡特利奇提醒克罗克说他最近想雇用一个年轻的工作努力的人来分社工作，卡特利奇提议雇用劳伦斯。克罗克想了一会儿，同意了。

比尔·劳伦斯每周薪水80美元，比他在合众社挣的多5美元，但在此后20年里劳伦斯成了该报一个最勤奋的、报酬最高的记者。他的署名——“W.H.劳伦斯”——频频出现在华盛顿、冲绳、伦敦和莫斯科的重要报道上。他到过南美洲，当过驻巴尔干的记者，直到因报道巴尔干时的亲苏态度被扔出来为止。1946年他帮助组织了《纽约时报》的驻联合国办事处，拒绝了委派给他的一些老记者，认为他们都是无能之辈；相反他集中注意开发他认为具有潜在第一流才能的年轻人，特别是一个瘦骨嶙峋的新来者，叫阿贝·罗森塔尔。

但不管劳伦斯在哪里为《纽约时报》工作，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欧洲或韩国，他依然是从华盛顿分社“借来的”，这是劳伦斯所愿意的。他害怕纽约总部的官僚、编辑们和大新闻编辑部的正规做法，他在那里逗留的唯一时间是全国选举的晚上。那时他在写一篇头版的政治新闻报道，或者和《纽约时报》其他人在报社的广播电台WQXR上分析选举结果。在这些场合劳伦斯必然地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士相伴去新闻编辑部，这个女士无聊地坐在一个角落等着他干完活，这样他们就能去萨迪餐厅或21俱乐部。然后他回到华盛顿，写另一篇报道，又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另一轮狂饮，他对酒吧招待或报童的举止似乎比对国会议员或编辑更恭敬。一天在华盛顿，劳伦斯给分社办公室打电话，大声问道：“拿破仑的小傻瓜还在那里吗？”他指的是詹姆斯·赖斯顿。赖斯顿拿起话机，顺从地回答：“是的，我在这里。”

赖斯顿出于一些经常不被他们两人注意的理由而喜欢劳伦斯。劳伦斯工作努力，的确具有一种孩子气的魅力。至于劳伦斯的另一方面——酗酒，两次离婚，鲁莽，明显的无耻——也的确让赖斯顿的加尔文主义倾向受不了，但每一个家庭都为一个犯错误的儿子留有余地，在华盛顿分社劳伦斯的角色就是这样的。如果关于1960年竞选运动中他和肯尼迪日益增进的友谊的认识没有夸大他的每一个动作，以致引起纽约编辑们高度紧张地细查他的报道的话，他是可以无限期地保持住这种角色的。纽约的编辑们开始怀疑他报道的客观性了，因为他刚在一个城镇报道过肯尼迪的一次讲演，紧接着又在另一个城镇和肯尼迪玩高尔夫球，然后又和肯尼迪在棕榈滩出席新年除夕晚会，然后又和其他记者在肯尼迪的飞机上靠着肯尼迪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助手飞了回来。

这位姑娘和劳伦斯在竞选运动的沿站和飞行旅途中发展起来的浪漫故事给约翰·肯尼迪提供了娱乐，后来使他非常高兴，以致他极力通过他的参与来鼓励这种事情。在拥挤的飞机上，在摆出姿势照相时，肯尼迪有时会扫视一下机舱，直到他看到这对人站在一起，他会笑着评论说：“他们还在那里。”

这些丰富的花边消息从没有到达纽约的编辑那里，但他们已经对劳伦斯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他们感觉到，劳伦斯对西弗吉尼亚首站的报道已经使得肯尼迪的战斗显得比实际上更困难。后来肯尼迪取胜时，他的胜利看起来也是更令人惊奇的。肯尼迪当选后，比尔·劳伦斯写了一些关于新政府的独家报道，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但办公室的编辑们却对被用作约翰·肯尼迪的“试验气球”的新闻栏目产生了牢骚。当劳伦斯独家报道认定罗伯特·肯尼迪可能是下一任司法部长之后，出现了这种不利的评论，使劳伦斯大为恼怒。劳伦斯没有意识到，甚至他在分社的一些朋友也开始疏远他。一天早晨，尽管劳伦斯的报道已经提到了肯尼迪的新商业部长的名字，但《华盛顿邮报》却提前发表了关于迪安·腊斯克被任命为国务卿的报道——被《华盛顿邮报》后来的业主菲利普·格雷厄姆得到的一个独家报道。阿瑟·克罗克进了办公室，在走道上停下来，对另一个记者说：“好吧，我想用三个商业部长来换一个国务卿，你不想吗？”

赖斯顿和他的副手华莱士·卡罗尔也厌恶劳伦斯，但他们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他们也不必表现出来：来自纽约的压力够大了，大部分是来自克利夫顿·丹尼尔。当劳伦斯得知这一点时，他也生气。他对丹尼尔的为人和职业没有什么印象，他认定感情是相互的。在来华盛顿前20年他第一次见到了丹尼尔，当时丹尼尔在为美联社工作。对丹尼尔开始在《纽约时报》腾达起来这件事，劳伦斯并不特别开心。除了别的事情，劳伦斯还感觉到丹尼尔怨恨自己能和大多数政治家轻松地直呼其名的交往，包括和丹尼尔岳父的交往。尽管丹尼尔起初并没有公开约束劳伦斯，但他给劳伦斯的印象是，他密切地注视着他，等着他跌一跤。于是，劳伦斯被排除在一些重要的外地政治任务之外。最终，1961年冬天，毁灭性的打击到来了：劳伦斯尽管还是《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却被告知不必陪伴肯尼迪总统和白宫的新闻班子去欧洲进行访问，不必去巴黎访问戴高乐，不必去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不必去伦敦访问麦克米伦。一天赖斯顿找到了劳伦斯，坦率地通知他不派他去，使他感到惊讶——赖斯顿要亲自参加这次旅行。劳伦斯开始简直不能相信。他已经通过肯尼迪被安排为这次旅行的“共用”记者，自竞选日子以来他一直期望和那位姑娘再次相聚，她现在已在美国的一个大使馆工作。出于这么多的理由，这是一个梦想的任务，以这种方式突然被砍掉是劳伦斯不能容忍的。他强烈要求赖斯顿再考虑一下。赖斯顿说他会的，后来他再没有跟劳伦斯谈及此事就去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