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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在60年代，克罗克感觉到这种伟大的姿态和标准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社会秩序已经颠倒了，传统的总统新闻发布会已经成了一种电气时代的马戏表演，几乎任何人都能得到对总统的专访——甚至克罗克的同事莱斯特·马克尔。

马克尔仅仅是给肯尼迪的新闻助手皮埃尔·塞林杰打了个电话，就定下了约会。马克尔和肯尼迪一起待了45分钟，在此期间他显然没有对总统产生什么吸引力。马克尔离开后，肯尼迪对塞林杰皱了皱眉头，问道：“谈的都是些什么？”

“什么？”

“马克尔不是来这里采访我，”肯尼迪说，“他是来告诉我当总统要做些什么的。”

第二次莱斯特·马克尔要求进行采访，塞林杰回绝了，解释说最近《纽约时报》有几个人都想见总统。此时马克尔迅速插话说：“我不希望被当作一个《纽约时报》人来对待。我想被当作总统的一个顾问来对待。”

塞林杰没有让步，在肯尼迪的任期内不论是莱斯特·马克尔还是《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都没有成为总统的“顾问”。尽管《纽约时报》有一个人，一个记者，和肯尼迪发展成一种亲密的友谊，并且的确导致在《纽约时报》里引起愤懑的局面，最终是以这位记者退出《纽约时报》为结局。

他的名字叫比尔·劳伦斯。劳伦斯是一个大个头、强壮的、说话粗鲁的人，看起来像爱尔兰的便衣警察。他还是个酒鬼，一个沉溺于女色的人，一个高尔夫球好手，一个能保守秘密的咄咄逼人的记者——约翰·肯尼迪被他迷住了，这证明他们两者多少有些共同之处。劳伦斯这种人今天在《纽约时报》或许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但当比尔·劳伦斯，一个无礼的24岁的年轻恶霸1941年被《纽约时报》雇用时，记者们在风格上已不是那么整齐划一，而且不是新闻学院的模子里倒出来的。当时记者们对报纸事业有更多的自由和更浪漫的观念，尽管他们一般经常喝得醉醺醺，也许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更少责任心。

比尔·劳伦斯出生于内布拉斯加，1933年上了斯沃斯莫尔学院，但没有钱念到毕业，于是他在《林肯之星》（Lincoln Star）找到了一份晚上的工作，并进了内布拉斯加大学。后来因为缺勤，在11周后被学校开除，他成了一个全日制的记者。1936年他19岁时，为美联社报道地方政治新闻。他最初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采访内布拉斯加的青年民主党人大会。当青年民主党人准备支持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一个反对罗斯福大部分纲领的民主党人时，劳伦斯的愤怒激情突然爆发了。劳伦斯跳起来叫喊着，挥舞着手臂，威胁要提出一个赞扬当时是罗斯福的同情者的共和党人乔治·W.诺里斯的方案。劳伦斯的挑战被接受了，尽管不是会议代表，但劳伦斯还是提出了这个方案——使他惊奇的是，它居然被通过了。这使得劳伦斯在美联社电讯上写的一条简明新闻，多少有意回避了方案发起人的名字。几天后，美职社内布拉斯加分社社长对劳伦斯说，他被辞退了。

劳伦斯得到的下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为合众社当劳工记者，1938年他被调到合众社的华盛顿分社，他在那里的一个同事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也是从芝加哥分社出来的。劳伦斯采访了194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得到了温德尔·威尔基[注：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美国政治家、律师，曾代表共和党竞选1940年美国总统，最终败给了已担任两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注意和信任，威尔基进而向《纽约时报》的一些编辑推荐了劳伦斯。《纽约时报》在1940年是支持威尔基反对罗斯福的。尽管威尔基的推荐当时并没有使劳伦斯被雇用，但正是间接地通过威尔基，比尔·劳伦斯后来进了《纽约时报》。

罗斯福再次当选后，在白宫记者联合会的一次聚会上，劳伦斯注意到，罗斯福坐着轮椅出房间时曾和威尔基接触，两人交谈了几句。劳伦斯急于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开始挤过人群到威尔基那里。他没有能赶上，但听见威尔基说准备这个晚上稍后到阿瑟·克罗克的家里去。劳伦斯等着，然后给阿瑟·克罗克的家里打电话，在电话上以他直率的方式说：“我是合众社的比尔·劳伦斯，我想和温德尔·威尔基讲话。”

“我很抱歉，”另一端一个温和的声音说，“威尔基先生现在正和客人在一起，不能被打断。”

“听着，”劳伦斯说，“你告诉威尔基先生，我是合众社的比尔·劳伦斯。如果他没有时间和我通电话，那就算了。但要告诉他这个消息。”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分钟。接着温德尔·威尔基来到电话机旁，告诉劳伦斯他曾和罗斯福说了什么，证明不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