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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是《纽约时报》几十年一直在报道但从没有认真写过的人物之一。从阿道夫·奥克斯时代开始，《纽约时报》就对宗教题材格外敏感，一直害怕冒犯这个或那个集团。在碰到卡迪纳尔·斯佩尔曼的事情时，编辑们的工作甚至更为谨慎，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有广泛权力的神职人员，而且有时还说些或做些有争议的事情，使编辑们不得不去琢磨如何发表新闻，同时又不去冒犯斯佩尔曼和他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编辑们多年来努力巧妙地这样做，磨去报道的棱角，软化标题，只要有可能就强调斯佩尔曼的仁慈、他的魅力、他的朴素的方式，他在教会学校毕业典礼上和警察交流早餐会上受到的热烈欢呼。他们一直不去突出，有时甚至会无视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不怎么光辉的因素。比如他对轰炸者的祝福，他对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感情，他对纽约政治的参与。如果他不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如此固执地炫耀他的爱国主义，新闻界对他的这种礼貌的政策无疑会永远继续下去。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放松了限制，越来越和斯佩尔曼的教会不相一致。60年代的斯佩尔曼，像罗伯特·摩西一样，走得太远了，自由主义者越来越不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一些像约翰·奥凯斯这样的人。在斯佩尔曼去世前的一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攻击这位红衣主教在越南对美国军队进行圣诞节访问期间说“除了胜利，别的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一评论不仅招致美国许多天主教徒的反感，而且也招致了保罗教皇的厌恶，教皇正在进行争取和平谈判的运动。甚至在《纽约时报》新闻栏目里，在最近雇用的一个宗教新闻编辑约翰·科格利——以前就职于天主教杂志《公益》（Commonweal）的开明天主教徒——所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说话不当进行了谴责。科格利还指出，在传统上对战争表达严肃的保留意见的天主教徒的数目，相应地要比新教和犹太教反对战争者的数目更少——这一声明是几年前《纽约时报》的记者或许其他人都不会发表的；即使现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有着犹太人作者名字的人也不会发表这种声明。

更惊人的是，在斯佩尔曼红衣主教去世的当天，《纽约时报》为他发表了一篇社论，做出的评价不仅震惊了许多天主教徒，而且也使《纽约时报》的其他许多读者感到惊奇，因为他们曾错误地假定《纽约时报》的社论会缓和它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观点，向他发表一篇颂文。相反，这篇社论把他描绘成一个顽固不化而又有表现欲的人，挖掘了注定是他罪行的东西：“他以蛊惑人心的过分言论支持后来的参议员麦卡锡，他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进行了拼命攻击，因为她主张在教育上宗教应和国家分离。在政治事务上和公共辩论中，他经常是以一种命令的口气说话，披着一种权威主义的外衣。权威主义尽管在其他某个时候和其他某个地方也许是合适的，但却不适合于一个多元主义社会。不管斯佩尔曼红衣主教是否极力禁止影片《宝贝儿》（Baby Doll）或阻碍纽约离婚法的改革，他有时都是在琐碎的问题和失败的事业上滥用他和他教会的特权。”

几十件抗议信和电话接踵而至，众口一词地反对这篇社论。在最初收到的70封信件中，有62封谴责信，其中一些后来在社论版的“致编辑的信”栏目中发表。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它的主编威廉·F.巴克利就这篇社论写了一篇社论，指责《纽约时报》在斯佩尔曼犯错误时不去批评他的错误，指控在斯佩尔曼和麦卡锡的友谊以及他和罗斯福夫人的分歧有新闻价值时，《纽约时报》的社论对他保持了沉默。巴克利写道，这位红衣主教曾把《纽约时报》吓得不敢说话。巴克利总结说，因此，“我们更要悼念这位红衣主教的去世”。

巴克利断定《纽约时报》在罗斯福夫人事件上保持沉默，这是不正确的。在1949年《纽约时报》的两篇社论中，尽管对这位红衣主教的抵制是最微妙的，但支持了罗斯福夫人的立场。

在斯佩尔曼去世后的喧闹声中，约翰·奥凯斯保持了冷静。奥凯斯以前多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并且他还会经历的，他有点喜欢这些社论引起的激动。他想在《纽约时报》经营一个刺激性的社论版，表达一些并不总是流行的但至少是他自己的和出版人的意见，并且不受《纽约时报》之外的有权力的人所影响，而且也不受从门罗·格林那里购买《纽约时报》版面的广告商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