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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尼尔到达瑞士并在伯尔尼的美联社分社定居下来后不久，他开始收到杰西夫人的信件，九个月后他调到了伦敦，又见到了她。他先和沃尔特·克朗凯特，然后和合众社的人飞到布里斯托尔，最后来到了伦敦。在伦敦机场丹尼尔惊奇地看到一位快乐的伦敦小姑娘拦住他，强夺过他的行李，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位女搬运工。天色已暗，他在穿越这座城市时实际上只看到了海德公园的拱门。他穿过几道门进入了萨沃伊饭店，后来又在附近一个安静的餐馆吃了一顿他再未吃过的丰盛的晚餐。

当时，一名美国记者，又是个单身汉，在伦敦是最受欢迎的外来者。一个英俊的、有魅力的美国记者通过他在美国大使馆里的关系很容易地进入伦敦的社交界，这里麇集着迷人的女人，但缺少单身的男人。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是很微妙的，战争正在使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全国各地的暴发户企业家突然成了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人物，许多老牌的贵族子弟都进了英国的陆军或海军。伦敦社会充满了一种自由社交的气氛，有着某种非常痛快的轻率。但丹尼尔在交友上一直是小心谨慎的，他和杰西夫人尽量得体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当时她为红十字会工作很努力，在晚上她在家里以不铺张招摇的方式举办沙龙，召来一群活跃的人，有新闻界人士、演员、皇家空军飞行员，不过他们只是谈话、喝酒或者品茶。杰西夫人非常聪明，消息灵通，衣服适度考究，有光滑的金发和一种德莱斯顿瓷偶般的面孔，长着丘比特小弓似的小嘴和完美的身材，不乏卓越的机智，不时发出轻快有节奏的、音乐般的笑声。她当时是伦敦的一位非常理想的女人，丹尼尔曾多次由她作陪。但显然他没有因此而忘了他的首要目的，他的工作。丹尼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比他表面看来有更大的野心。他知道，如果他想在美联社的伦敦分社出人头地，他就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因为美联社有许多有才能的年轻人。其中有德鲁·米德尔顿、格拉德温·希尔和威廉·怀特，这些人都走上了詹姆斯·赖斯顿的道路，他们将被《纽约时报》挖走。赖斯顿当时已经退出美联社去了《纽约时报》。克利夫顿为美联社努力工作。到1944年，他也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这年冬天他接受了《纽约时报》为他提供的职位。

丹尼尔是在《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社长雷蒙特·丹尼尔的推荐下被雇用的，但他和雷蒙特·丹尼尔没有任何个人关系。雷蒙特·丹尼尔自1928年以来就是《纽约时报》杰出的记者，报道过斯科茨伯勒男孩案[注：斯科茨伯勒男孩案（Scottsboro case），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错案。1931年，九名黑人男青年被控强奸了两名白人女孩，经过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二审、联邦最高法院两次发回重审、州法院多次再审等程序，五名青年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99年监禁等刑罚。2013年4月，阿拉巴马州州长签署了州议会赦免斯科茨伯勒男孩的议案，错判了80多年的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2 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1）、美国参议员（1932—1935），提出公共工程计划和教育改革、反对富人拥有过分特权、参议员任内分享财富等计划，后被暗杀。——译者注]、休伊·朗[注：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1）、美国参议员（1932—1935），提出公共工程计划和教育改革、反对富人拥有过分特权、参议员任内分享财富等计划，后被暗杀。——译者注]掌权、阿肯色州收益分成的佃农的争论和肯塔基州的煤矿动乱。1939年他被派到墨西哥城，但随着欧洲战争的扩大，他很快又被派遣到伦敦。1940年，他在伦敦林肯旅社的住处被炸弹炸毁，于是他和他的同事把《纽约时报》分社搬到了他们曾住过的萨沃伊饭店。由于伦敦时间比纽约时间提前五个小时，工作人员通常要在该城市遭空袭期间写作到黎明；他们在整个下午不管有没有空袭都要睡觉，然后在习惯性地喝了一阵马提尼后，回去工作，写写所谓的“被空袭中”和“去空袭”——“被空袭”是德国对英国空袭，“去空袭”是皇家空军对德国的报复。

当雷蒙特·丹尼尔第一次注意到美联社的这个与自己同姓的记者时，并不特别喜欢他，特别是他的外表。他有点太圆滑和文绉绉。对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这种第一印象是其他记者通过观察也注意到的：他看起来桀骛不驯，他在办公室从不脱掉他的夹克，他是他们认识的唯一胸前有翻领的美国报人——他们对他的衣着和头发提出了许多问题，甚至在1956年竟认为克利夫顿·丹尼尔拥有的服装比哈里·杜鲁门卖出的衣服都多[注：哈里·杜鲁门在当选美国总统前曾与好友经营过一家专卖男装的店铺，一度生意兴隆。]。但雷蒙特·丹尼尔深刻地发掘了这个人的才能。他知道克利夫顿·丹尼尔不仅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作家，而且在最繁忙的时刻还经常负责管理美联社的伦敦分社，总能平静和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丹尼尔因其对美联社分社社长的忠诚而知名，他决不是那种会越出自己职权范围或一心想接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