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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金记得1949年他在华盛顿分社的一次经历，这次经历是如此的可怕，最终演变成了闹剧。这一年是以大量失业为标志的全国经济衰退时期，拉斯金从联邦安全局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杜鲁门总统正准备向国会提交一份特殊的国情咨文，迫切要求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各州和城市，实施自大萧条时期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以来，第一次处理应急事务的劳动救济方案。拉斯金怀疑能否指望克罗克那里出人帮忙査清这个线索，便自己用电话进行调查。他在纽约最终得到了足够的事实来写报道。这篇报道占了《纽约时报》的一版。报纸传到华盛顿时，在克罗克的分社里出现了暴怒。克罗克的副手路德·休斯顿，很快派记者去证明拉斯金的报道是一个骗局。休斯顿甚至竭尽全力让《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安东尼·莱维罗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否定的口气向杜鲁门总统提问，想引诱出否定的回答，他的确成功了。接着休斯顿给纽约发出一封愤怒的信件，列举了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名单——他们都曾告诉分社，拉斯金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这封信在结束时强烈重申了它的主题：从纽约的时报广场[注：时报广场（Times Square），纽约商业中心，位于百老汇大道与第七大道会合处，名称源于《纽约时报》早期在此设立的总部大楼。该地又被称为“时代广场”，是据英文名直译所得。]来采访华盛顿必定导致灾难，纽约何时会吸取它的教训？幸运的是，在休斯顿的信到达纽约的当天，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劳动救济的国情咨文，其中的一切均符合拉斯金的预见。

但詹姆斯·赖斯顿决不会宽恕这种小事，他也不会允许他的分社采取这种目中无人的傲慢行动，这必定会或迟或早地自食其果。赖斯顿把他本人和他的职员训练成团队型员工。他的管理艺术，是不能仅仅靠通常的一意孤行来衡量的。更有趣的是，赖斯顿的方式，正如他所表现的，似乎只是为了《纽约时报》更大的荣誉而设计的。赖斯顿毕竟是一个教堂建设者，不是一个砸石工，纽约的任何编辑公开向赖斯顿的动机进行挑战，都会是厚颜无耻的。他们可以生他的气，当他阻止拉斯金来华盛顿做钢铁工人罢工的报道时就是这样，但他们抓不住赖斯顿的傲慢、自私或专权的把柄——他也许沉溺于这样的事情，但他们无法抓住他。他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有高尚的目的和健全的原则。在让A.H.拉斯金远离罢工报道时，赖斯顿并没有剥夺《纽约时报》读者将要知道的新闻报道。赖斯顿用他自己的劳工记者来从事报道。

赖斯顿的整个立场似乎是和《纽约时报》缠绕在一起的，他的理想主义和性格与苏兹贝格夫妇赞同的观念是一致的，怀疑赖斯顿也就是怀疑《纽约时报》本身。如果赖斯顿插手了总部的某种复杂的事情——这种事不时地会发生，特别是在60年代的震荡时期，他的参与也会是出于一种非常道德的立场，以致纽约的任何编辑把这种事叫作“办公室政治”几乎都算是叛逆。因为他们都知道，赖斯顿或许已经事先和业主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或（在苏兹贝格1961年因为健康原因退休后）和奥维尔·德赖富斯一起厘清了他的行动步骤。在20世纪50年代，赖斯顿和德赖富斯成了亲密的朋友，赖斯顿到纽约时，经常停留在德赖富斯的家里，充当这位新业主的知己和顾问。在他的讲演和作品中，他大肆赞美这家报纸和拥有这家报纸的家族，当1963年工人袭击《纽约时报》时，赖斯顿以义愤填膺的悲痛之情谴责劳工领袖：“袭击《纽约时报》就像是袭击一位老妇人。”

所以，毫不奇怪，当1961年的这个晚上《纽约时报》要就猪湾报道做出重大决定时，新任总指挥奥维尔·德赖富斯会向赖斯顿求教。赖斯顿对国家利益和《纽约时报》在国家利益中的利害关系非常敏感，建议降低这篇报道的分量。他的确这样做了。如果克利夫顿·丹尼尔1966年春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的讲演没有再一次挖掘出这件事的话，如果五年前被制服的纽约编辑们没有像他们在1966年6月2日在《纽约时报》上所做的那样对丹尼尔的讲演配合报道的话，这篇报道就会和1961年以来其他上百篇大型报道一起，降低调子，发表出来，并且被遗忘。他们把这篇4000字的讲演散布到报纸的六个栏目上，还刊登了一幅入侵古巴的照片和由报道这次圣保罗讲演的美联社记者写的几千字的文章，标题为：《肯尼迪后来愿意让〈纽约时报〉把它知道的一切都刊登出来》。对丹尼尔的讲演进行这样广泛的新闻报道，甚至连发表讲演后回到纽约的丹尼尔都感到惊奇。这篇新闻报道显然是正当的。理由是，它给历史下了一个重要的脚注。但也无可怀疑，它的杰出表现的另一个理由是，这篇讲演使得在1961年被德赖富斯和赖斯顿否定的纽约编辑们成了英雄——它实际上是以微妙的方式指责了德赖富斯—赖斯顿联盟。这种事情在五年前是不会发生的，但现在，在1966年，情况就不同了。奥维尔·德赖富斯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