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第13/13页）

[6] 事实上原来经常如此。

[7] 因此，某位新加坡外交官宣称，发展中国家或许可因“延后”实施政治的民主而受惠。等到政治民主终于到来时，这些国家又表示，也不会如西方式民主那么放任随便。它们的民主，应该较具有几分权威色彩，强调共同福祉而非个人权利，通常是一党独裁，并几乎一律拥有中央式的官僚体制及“大而有为的强力政府”。

[8] 因此贝罗赫（Bairoch）表示，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所以于30年代低落，瑞典却反而增高——虽然大萧条对瑞士的冲击其实较不严重——其中原因，“主要是由于瑞典政府采取了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措施；而瑞士联邦当局，却无为而治，缺乏从中干预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