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告终（第8/13页）

尽管殖民世界产生了这些变化，世界性的经济看来却依然遥远，因为它带来的迅即及可辨识的冲击力，基本上并无巨变性的影响力。不过在印度和中国等地，却有一些集中工业地区出现，它们成长快速，劳力低廉。因此1919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冲突斗争便开始不断蔓延，其中工人甚至成立了以西方模式为师的工人组织。此外，还出现一些大型港口和工业城市，以此为据点，依附性经济的世界便与操纵其命运的外在世界经济相互往来。例如孟买、上海（其人口总数由19世纪中期的20万人，一跃而为20世纪30年代的35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规模较小的卡萨布兰卡（Cassblanca）。卡萨布兰卡的人口自开埠成为现代港口城市之后不到30年的时光里，便增长为25万之众（Bairoch，1985，pp.517，525）。

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依附性地区与通都大埠，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的利益，一下子猛烈相互冲击，冲击力之大明显可见。单就农产品价格一项，便足以造成这种强烈的效果。一向为第三世界经济赖以生存的农产品价格惨跌幅度，远低于他们向西方购进的成品的价格增幅（参见第三章）。于是殖民主义与经济依附的状态，甚至对那些曾由其中受惠的人而言，也变得无法接受了。“开罗、仰光、雅加达［即荷属时期旧称的巴达维亚（Batavia）］，各地学生纷纷抗议。并不是由于政治的希望渺茫，而是因为眼前的萧条，已经将以往支持殖民主义的心态一扫而空，其父母一代对殖民主义的接受度至此荡然无存。”（Holland，1985，p.12.）其实其中原因不止于此：一般平民百姓的在生活中，也第一次感受到天灾以外的大震撼（战争时期除外）。这种灾害非祈祷可以解决，只有抗议一条路。于是，政治动员的广大基础自此成形，在农民生活广受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影响的地区里尤其如此，如西非沿海，以及东南亚一带均是。与此同时，大萧条也对依附地区的国内外政局，造成极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20世纪30年代是第三世界关键性的10年。主要原因，并不全在萧条导致政治走上激进的方向，却更在萧条为政治激进的少数人与本国一般人民之间建立了共同的接触面。这种情况，在印度等地已经有民族主义运动动员民众的国家也不例外。30年代初期，印度再度掀起范围广大的不合作运动浪潮，英国政府最后让步，同意颁布一部妥协性的宪法。1937年，印度各地首次举行省级选举，国大党获得全国性的支持。在心脏地区恒河（Gange）一地，其党员人数便由1935年的6万余人，暴增为30年代末期的150余万（Tomlinson，1976，p.86）。这种现象，在迄今尚未如此广大动员过的国家里更为显著。未来时代群众政治的轮廓，不论模糊或清晰，从此开始逐渐成形，例如拉丁美洲的民粹主张，便以具有极权性格的领袖为基础，开始寻求都市工人的支持。加勒比海等地的工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他们的领导人，日后都有成为党派要人的可能。风尘仆仆往来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移民，成为该国革命运动的强大基础。而在越南等地，则出现了一个与小农有强烈联系、以共产党人为基础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至少在马来亚一地，萧条的年月从此打断了殖民统治当局与小农大众的结合力量，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挪出一片空间。

到30年代结束，殖民主义的危机，已经延伸至其他各大帝国。虽然其中的意大利和日本二国，当时仍在不断扩张之中（前者刚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后者则正力图征服中国），不过它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久。至于1935年时颁布的印度新宪法，原为英方殖民政府勉强与势力甚嚣尘上的印度民族主义妥协的产物，此时却因国大党在各地选举中的全面胜利，成为英国向印度民族主义一大让步的象征。在法属北非地区，严肃的政治运动首次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兴起，甚至连摩洛哥也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事件，而法属的印度支那，在正统的共产党鼓动之下的群众运动第一次变得高涨。在印尼，荷兰也力图维持控制，而印尼“对于近年来发生于东方各种运动的感应，一向与其他国家不同”（Van Asbeck，1939）。其不同之处，倒不在于它比别人格外安静，而在当地各种的反抗势力，例如伊斯兰、共产党，以及世俗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但内部分歧不断，彼此之间也冲突频频。甚至在一向被殖民当局看作安宁的加勒比海地区，特利尼达（Trinidad）的油田地带也兴起了一连串的罢工事件。而牙买加的农林垦殖区及城市，也于1935—1938年间转变为暴乱不断遍及全岛的冲突之地，暴露出这以前从未见过的民众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