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告终（第7/13页）

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在英国本土，虽然还有一群主张帝国主义的死硬派，丘吉尔便自命该派的发言人，但自1919年以后，英国统治阶级真正通行的看法却是，类似于“自治领地位”的某种形式的印度自治，已属大势所趋必然发展的方向了。他们同时认为，若想保全英国势力在印度的前途，必须与印度精英阶层达成协议，包括民族主义人士在内。英国在印度的单方面统治，最终必将结束，只是迟早的问题罢了。印度一地既是整个不列颠帝国殖民统治的核心，因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目前看来不免岌岌可危。唯一的例外，只剩下非洲地区，以及散布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水域的几处岛屿。在那里，帝国大家长的统治地位，所幸尚未受到挑战。英国在全球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土地面积，在两次大战之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然而与此同时，英国统治者对其维持原有老大帝国霸权的信心，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继续称霸显然已经不可能，对各地殖民地纷纷瓦解和自治风潮，基本上都不进行任何抗拒，主要原因正出于此。恐怕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1945年之后，其他各大帝国，尤以法国为著，也包括荷兰在内，却依然试图以武力维持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因为它们的帝国，并未为大战所动摇。唯一令法国头痛的问题是尚未完全征服摩洛哥。可是北非阿特拉斯（Atlas）山间，那好战的柏柏尔族（Berber），基本上只属一件待解决的军事麻烦，而非政治问题。事实上柏柏尔人的问题，对摩洛哥当地西班牙殖民政权威胁的严重性，远比对法国为大。1923年，一位柏柏尔族的知识分子阿卜杜勒·克里姆（Abd-el-Krim），宣布在高地成立里夫（Rif）共和国，受到法国共产党及其他左派人士热烈的支持。在法国政府协助之下，该派于1926年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击溃。从此，高山上的柏柏尔人重操旧业，在海外回到法西两国的殖民军队中为其作战效命，在家乡则抗拒任何一种中央政府形式的存在。至于法属的伊斯兰教殖民地区以及法属中南半岛一带，追求现代化的反殖民运动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真正出现。只有突尼斯一地，曾经有过小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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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基本上只有大英帝国本身受到震撼。可是1929—1933年之际的经济大恐慌，却整个地动摇了居于依附地位的世界。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地区的经济在帝国主义时代一直有持续的增长，甚至连大战也不曾中断这种繁荣，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与大战地区距离遥远。而当时许多殖民地的人民，与扩张中的世界经济自然也尚未发生任何关系，更不觉得自己遭受到任何与以前不同的新影响。对于那些自古以来就胼手胝足，辛苦挖掘运送的黎民百姓来说，自己日夜从事的劳动，究竟是在哪一种全球性的环境之下，又有什么相干，有什么不同呢？不过尽管如此，帝国式殖民的经济毕竟给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影响，在以出口为生产重心的地区情况尤其显著。有些时候，这些改变甚至早已以某种为当地民众或外来统治者认知的政治形态浮现。20世纪初至30年代，秘鲁的农庄田园经济开始转型，变成了沿海的制糖工厂，或内陆高地的商业性牧羊场。于是印第安族劳动者原本向海边城市移居的涓涓细流，开始汇变为一股洪流，新思想随之向传统的内地逐渐渗透。因此到30年代，一个位于安第斯山脉（Andes）3700米之上、外人极难到达、“极为遥远”的小村落瓦斯坎卡（Huasicancha），却已经在辩论到底哪一个全国性党派最能代表它的利益了（Smith，1989，esp.p.175）。不过绝大多数时候，除了当地人之外，外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这些小村落已经发生了多少改变。

比如说，对于一个几乎从来不曾用过金钱，或仅在有限用途上使用金钱的经济社会而言，一旦进入一个以金钱为唯一交换标准的经济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些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众多岛屿，即是一例。财货、劳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易，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有的社会价值，事实上甚至连原有的社会分配形式，也都因此发生变化。对于以产米为主、处于母系社会、位于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的（Negri Sembilan）农民来说，祖宗传下的土地，一向是由女人担负主要的耕种责任，而且也只能经由女子继承。至于丛林之间，新近由男人清理开垦出来用以种植次要作物的土地，却可以直接留传给男性。但是随着橡胶价格的上涨，其利润比稻米为高，两性之间原有的平衡便开始改变，由男性相传承的家产分量愈形加重。这项转变，加强了传统伊斯兰教派领袖的地位。他们一心以父系威权为主，自然无时无刻不想把他们的“道统”观点强加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之上。更不要说当地的统治者及其家族，也是该区普遍母系社会当中唯一实行父系社会的例外（Firth，1954）。依附性的经济社会，便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改变与转型。但是生活于其中的各个社群，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却很少，就马来西亚社会的例子而言，也许只是经由一名中国贸易商人的中间活动。而商人本人呢，最常见的情况，恐怕原来是一名来自中国福建的农民或工匠。母国的文化传统，使其习惯于勤俭维生，尤有甚者，使其深谙金钱奥秘复杂的功用。但是，除了这两项不同的特点之外，这位出身寒微的中国商人的天地，距亨利·福特及通用汽车现代世界的距离同样甚为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