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军人势力与皇权（第8/10页）

余论 文武分途与“南朝化”命题

通过北魏政权的中原化和对南战争历程可见，北方民族统治者必须借助汉地的统治手段与文化传统，方能实现中国的全面统一。但南北统一并不代表南方政治文化因素的消亡。从更长时段看，南朝的士族政治文化在唐代逐渐兴盛，造成了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壁垒，并对之后的中国历史造成深远影响。

自魏晋开始，士族社会带来了精致书面文化的繁荣，骈体文和格律诗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其他士大夫文化的代表，如围棋、文人画、书法等，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南朝社会（包括深受南朝士风影响的北齐），这些文化形式高度发达，成为文人组成的官僚机器的象征和“准入门槛”。这造成了文官体系与军人阶层泾渭分明、难以整合的现象，并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尚武精神与对外扩张的动力。周隋关陇集团并未受到这种文化风气影响，军事实力较强，所以最终北周灭齐，隋灭陈实现统一。

从唐初到玄宗朝，随着关陇集团的解体，源自南朝和北齐的文化风尚又完全占领了唐的官僚机器，陈寅恪、唐长孺等学者总结的唐代社会“南朝化”趋势，部分也因此而发。这又造成了文臣和武将的职业隔膜，以及文人和武人身份的对立。安史之乱便是这种对立的爆发。此后的唐代官僚机器也一直无力驾驭武人阶层，从而导致藩镇长期割据和五代十国军人称帝。到宋代时，文官机器几乎获得了独尊地位，军人阶层处于被压制的从属地位，这保证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稳定，但也使得政权缺乏对外扩张性，长期积弱。

自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人化、文学化，除了导致中原政权缺乏扩张性，也使得中原朝廷与北方游牧族的隔阂加深，因为北方游牧族人比中原武人的文化程度更低。中原文人出身的宰相等高官，显然和游牧族首领缺乏相互欣赏。唐代突厥、回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集权政治，但其国家机器的发育程度一直不高，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同时期的唐政权已经过度文人化，北方民族难以效仿。这可能也是唐代突厥、回纥等北族对入主汉地缺乏兴趣的原因之一。所以十六国、北朝那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再也没有重现。当然，吐蕃帝国有比较完备的官僚机器和文化，但它萌生于青藏高原的南部农业区，和中原文明少有传承关系。

简言之，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官化、文学化，导致了政权的内敛，以及汉文化与游牧族隔阂的加深，而这种趋势在两晋和南朝已经出现了。从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汉人王朝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外扩张的动力和实力，基本只能维持长城边界（甚至连长城都无法保有）。能够统治长城内外的，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元、清。从这个脉络看，南北朝社会与政治的关键问题—国家机器内部的文武问题、民族关系上的南北问题—跨越唐、五代至宋、辽、金乃至明、清时期一直存在，成为前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最重大的问题。

[1] 如田余庆先生认为刘裕是“次等士族”，祝总斌先生则认为是“低等士族”。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64页；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2] 郑敬高先生用“将门”来称呼南朝的军人阶层，他认为将门多由旧族士门或者豪强演化而来，但已经比较重视其职业上的特性，见郑敬高：《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本书不采用“将门”的称谓，因为南朝将领世袭的并不多，且部分“第二代”将领摆脱武人身份、塑造有文化形象的冲动很强烈，所以谈不上有家风的传承（参见后文）。本书所用“军人势力”的概括，更多从职业角度看待军队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及技能传承，与家族不一定相关。

[3] 《陈书·章昭达传》，第182页。

[4] 《陈书·侯瑱传》，第155页。

[5] 《陈书》卷十《周铁虎传》，第170页。

[6] 《陈书·高祖纪下》，第37页。

[7] 庾信：《庾子山集注》，倪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71页。

[8] 《陈书》卷九《吴明彻传》，第164页。

[9] 《周书·王思政传》，第297页。

[10] 《北史》卷六十二《王思政传》，第2209页。

[11] 《陈书》卷十四《南康愍王昙朗传》，第210页。

[12] 《陈书·宣帝纪》，第93页。

[13]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羡之等以宜都王义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称皇太后令……以宜都王辰承大统”（第3767页）。

[14]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侍中程道惠劝立第五皇弟义恭，羡之不许。”（第1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