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蓝靛厂几代回民之后金宝琴口述（第7/14页）

我父亲就主要靠做生意，养着我爷爷奶奶。我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特有钱。我们家有门脸儿啊，护窗板一卸，那大笸箩摆着，后边有柜，还有一个小冰箱呢，过去那种锡的冰箱。门口还有石头，石头上插上竿子，支一大棚卖西瓜，泼上水，那一嗓子豁亮出来连东门都听得见。改革开放，农村人来这儿卖西瓜卖菜，蹬着三轮，蹬着那筐驮货，我才感觉到我父亲不容易，才真正知道我们家不是有钱，我爸爸就是一个开小买卖的。等到他老年的时候我问过他，当时咱们家开买卖的时候您到哪儿去趸货？他说了两个地儿，我才觉得他特别不容易，一个取货的地儿是山里头，顺义怀柔平谷，跟着冯家大伯啊，还有一个咱们街上的谁，都是搭伴去取货；还有一个地儿就是黑塔，包括馒村，门头沟，也是山里头，上这些地儿去弄山货。自行车的后架子弄这么宽，一边挎一筐子，上边横一麻袋，所有我们家卖的东西都是这么趸回来的。我才知道他挺艰辛的。到这儿的买卖呢，就是我妈和我奶奶看着，这一季儿卖杏儿啊，有什么卖什么，就是这样越滚越大，以后他就特别成气候，现在搬迁拆的这200平(方)米的房子是他自己置的。

(2)第二个不幸是生不逢时

金：我父亲到北京以后不算有家底的，只是能糊口，他再起来的时候是(一九)四几年，使的一块地还是租人家的地，等到把他爸爸的破落收拾起来，过得好了一点儿，那就到1956年公私合营了。(一九)五几年的时候他就有钱翻盖房子，盖了房子就开始1957年“反右”。

我父亲对什么东西可能是特别执着，他看问题比较快，人家没看明白他看明白了，但是人家接受不了他那个态度，他急躁。他不认识社会。他看的第一本书是怎么写的，他就认为那第一本书是对的。1956年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必须公私合营。那年公私合营的没有大资本家，都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1958年“大跃进”，资本家才敲锣打鼓地愿意去公私合营。1956年公私合营时，我父亲是地片经理，可着蓝靛厂一直到黑塔，这一片所有开会呀，领导这些人都归他管。他没学过会计，但是他能理账。可是他性格比较抗上，他聪明，他看那头儿是傻子，可是人家有权他没有权啊，这就要命了。你平常不是挺横的吗，这右派指标来了，得，让他去吧，报到市里去了。人家一看说小商小贩没有文化怎么能成右派呢，就没打成右派，要不政治帽子就给戴上了。注150可是地片经理就给抹了。

1958年正好生我大弟弟的时候，我父亲给送到西山改造去了，那叫下放。估计你能回忆起来，那会儿的气候没有现在这么暖和，到西山冷到什么程度，就是贴的饼子蒸的窝头，送到工地现场的时候就都冻成冰碴儿了。

我父亲一改造，我奶奶忧虑得老吃不下饭去。那天晚上突然间，一拿起那拔火罐，就说我儿该回来了。结果那天晚上，我爸爸果然就拍门环，我爸爸那么个大老爷儿们，什么时候喊我奶奶都是：“妈，妈”，叫得特别的亲。我奶奶由北屋出来开街门都差点摔着，就说哎呀我儿回来了，她就这一个希望嘛。母亲跟儿子确实是连着心的。

我姑姑男人死了以后也在我们家，我父亲是因为他姐姐和他外甥没有户口，所以把姐姐搁到跟前，他自己带头吃那麻儿菜蒸的馒头，掺了多少菜啊，拿铲子都盛不起来。我母亲有怨言，说都因为你姐姐我们都吃菜，要不我们还能吃点净面。可是我父亲没办法，粮食过关哪。我奶奶那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她长期心里头不愉快，我父亲1958年的这点事和我姑姑走不了长期在娘家，这两档事导致她得了胃癌了，胃嘴疼。我奶奶病了7个月，不知道外头是怎么回事，她不懂叫粮食过关了。她躺在那床上，姑奶奶来看我奶奶，我奶奶觉得家里吃这么不好，没面子，她指着我爸爸说，“她大娘儿，”我们回民不是管姑姑叫娘儿么，“您瞧我们吃的这个，这都是什么呀，跟养猪的似的”——她嫌寒碜。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那阵儿我10岁。这是我父亲解放以后第一个不得已。

原来我们家开的买卖是干鲜果，卖果子，卖点心，卖烟卷儿，公私合营以后就实行一种管理，就是没有人管就没有吃的和喝的了，我父亲对这个大锅饭哪，从他来说特别反感，他觉得公家开买卖都是混，那会儿他就说是混。他觉得买卖应该由私人经营最好。后来刘少奇不是有个“三自一包”注151吗，就可以私人经营了，他的脑子特别快，他就要求私人经营，回来自己干，他把我母亲的工作也给打飞了，叫我妈辞职了，当时公私合营我妈也是售货员呀。等于把房子也带着要回来，要不房子也归公家了。这样我们家前边的买卖是勾连搭的6间房，他自己开了一个小酒铺。他特别会经营，不管谁来帮忙，他的制度相当严，买卖不许漏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