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第12/24页）

回首这些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将其称为“黄金年代”，此时：

对于（西方）中产阶级来说，生活成本低，麻烦事儿少，服务便利，身心舒适，消遣娱乐随手可及。这比以前社会上最富有的人或有权有势的君主生活得还要好。伦敦的市民打个电话就可以叫来可口的饭菜，在床上喝着早茶，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而且这些订单很可能提前送达呢！此时此刻，以同样的方式，他还可以将自己的财富投资于自然资源和世界各地新兴的企业……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立刻获得通往世界各地、各种气候环境下便宜又舒适的旅行，而且不用护照，也不需要任何正式手续……接着，他可以继续出访他国，不了解那里的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也没什么大碍。他新创造的财富都是他自己的，如果他人对此有任何一点干涉，他都会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极大的损害，震惊万分。

但是，对于1890年在刚果盆地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来说，事情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他在自己的反殖民主义经典著作《黑暗的心灵》（Heart of Darkness）中评论道：“征服全球大体意味着，从那些和我们有着不同肤色或比我们的鼻子稍微大一点的人手中夺去所有。当我们深入探究后就会发现，征服全球并不是件好事。”

刚果确实是一个极端的实例：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夺取刚果，并将它占为私人财物。他折磨、伤害并残杀了500多万刚果人，用这种方式促使其他人向他进贡橡胶和象牙。借此，利奥波德国王成了亿万富翁，但这绝不是个例。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白人几乎将原住民斩尽杀绝。一些历史学家谴责欧洲殖民主义，因为这些殖民主义者几乎将1876～1879年和1896～1902年间的弱季风变成了一场场灾难。从中国到印度，从埃塞俄比亚到巴西，饥饿已经扩展成饥荒。痢疾、天花、霍乱、黑死病接踵而至，夺去了将近5000万生命。一些西方人为缓解饥荒状况筹集善款，一些人则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还有一些，如《经济学人》杂志则抱怨道，饥荒救济款只会告诉饥饿的人“政府有让人民存活的义务”。难怪库尔茨先生渐渐消失的话语在此时赫然出现，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墓志铭——“真可怕啊！真可怕啊！”[6]库尔茨是个邪恶的天才，康拉德描绘他在森林中开创自己的事业。

东方世界没有出现像刚果那样糟糕的情况，但是仍然遭受了西方国家的军事打击、羞辱和剥削。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爱国志士、持异议者和犯罪分子谴责政府的无能，发动了武装起义，中国和日本已经四分五裂了。宗教狂热分子和民兵屠杀离开保护地的西方人以及纵容这些侵略者的官僚们。西方海军轰炸沿海城市进行打击报复，敌对派别在西方国家间挑拨离间。欧洲的武器大量涌进日本。1868年，英国支持的日本派别推翻了日本的合法政府。中国内战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随后，西方金融学家断定政权更迭会伤及投资回报。于是，在一批“常胜军”和美英官员及炮舰的帮助下，大清王朝镇压了起义，总算保住了统治地位。

西方世界指挥东方各国政府该做些什么，西方抓住东方的资产，在它们的国会内阁中安插西方的顾问。毫无悬念，这将压低西方的进口关税，并且降低那些西方需要的商品的价格。有时，这些举措甚至会让西方人感到不舒服。1879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告诉日本天皇：“看到欧洲列强试图侮辱亚洲国家，我怒火中烧。”

但是，大多数西方人总结道，事情就是按照它本该发生的那样进行着。看着东方国家一个个崩溃，西方优势的长期注定理论变得更加确定了。在东方国家里，君王腐败，孔门弟子卑躬屈膝，十几亿苦力吃了上顿没下顿。似乎这些国家命中注定就该受欣欣向荣的西方国家的征服与压迫。世界似乎行进至终结，步入了其注定的形式。

东方的战争：日本冲到了前面

傲慢自大的西方人沉浸在19世纪长期注定理论的成功应用中，却忽视了一件大事，即他们以市场为导向的帝国主义理念的逻辑性。正如市场曾经引导英国的资本家在其最强悍的竞争对手德国和美国进行工业基础建设一样，现在市场奖赏将资金、技术、经验投资于东方国家的西方人。西方人可以随时依照他们的喜好累积资本，但是资本对新利润的不断追求也给准备利用投资机遇的东方人提供了契机。

东方人抓住机遇进行投资的速度快得惊人。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模仿西方的精华。他们将西方在科学、政治、法律和医学方面的书籍翻译成中文、日文，派代表团去西方进行实地调查。西方人也迅速前来向东方人出售他们刚生产出的小玩意。中国和日本的资本家在农村开设工厂，也污染了那里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