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让历史成为指南：度量文明的意义（第8/10页）

社会发展指数认为，对第一种问题——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道路——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是”。指数显示的不仅是从采集者到农民再到工厂工人并继续发展的一系列非常清晰的进步，也表明了在每种广义的组织下的发展所能达到的一系列像“硬天花板”一样的上限。在指数上，任何狩猎－采集社会都不可能发展到超越6~7分的程度；任何农业村落社会都不可能超越10~12分；任何农业帝国都不可能超越45分。任何狩猎－采集社会或农业村落社会都不可能跨越农业帝国阶段而直接实现工业化——除非受到另一个已经经历了这些阶段的社会的影响；没有任何社会能从草原游牧阶段直接进入工业社会，除非先被一个农业帝国征服。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无休无止地争论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所有他们通常视为“现代”的社会，都经历了上一段描述中的一两条道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现代化都包含能量获取激增的意味。这种激增是由借助了化石燃料的威力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而其后果又是将能量应用于重新划分的各行各业。关于现代化是多重的还是单一的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对概括这些社会的最有益水平方面的分歧。

如果我们从第二种意义上来看直线发展与多线发展之争问题——社会是否能向多个方向发展——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时序观点，以及我们将调查的终点设在哪里。如果我们从观察1 000年前的世界开始，我们的回答将是毫不含糊的“是”：社会非常显然是在向多个方向发展的，从卡拉哈里沙漠的猎手到突厥游牧者，从密西西比河畔的农夫到中国宋朝。

然而，在支持多线进化的论点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文化，在解释这种多样性时，作用就很有限了。在一个给定的生物群落区内，众多社会倾向于以大体相同的方式发展。农业是在幸运纬度带内生根的，也是从那里向外推广的。居住在大草原上的牧民，经历了徒步、乘车和骑马的发展阶段。狩猎和采集则主宰着不支持农业或畜牧业的环境。

又一次，我们的工作所停留的抽象层次也决定着我们能看见什么。譬如说，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基督徒和托尔特克人的生活方式，无疑在各种各样的方面都大相径庭，学者们完全可以随意选择强调这些差异而忽视其共性。然而，社会发展指数迫使我们认识到，生物群落区内的共性是真实存在且至关重要的。决定多线进化的主要因素是地理，而非文化。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观察21世纪的世界，我们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是“否”：社会并不是向多个方向发展的。几千年来，在不同的生物群落区内，地理推动着发展沿不同道路前进，但是随着世界上的幸运纬度带内社会发展的增长，最发达的社会在空间上不断扩张。到公元200年时，欧亚大陆上农业帝国的商人们将商品从旧世界的一端移向另一端；到公元600年时，我们已掌握有个人来往于欧洲到中国全程的确凿证据；到公元1400年时，欧亚大陆上的人已经有了能够可靠地渡过任何海洋的船只；而到公元1900年时，欧洲人及其海外殖民者已几乎将整个世界聚合成一个单一经济体。全球化历程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一旦有一个社会跨越了化石燃料的门槛，整个世界迅速变成现代社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于是，对于社会是否会向多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我们是回答“是”还是“否”，完全取决于我们所着眼的年代。研究史前时期的考古学家和研究前现代时期的历史学家可以心安理得地回答“是”，但是任何将21世纪包括在内的思想，都迫使我们回答“否”。

我相信，社会发展指数指向合格的直线发展。第一，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现代化；第二，只有居住在特定地方的人们能走上这条道路；第三，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足够远了，其他所有人就都会被拽上这条道路。

社会进化的方向

生物进化经常被描绘为一个无方向的过程。博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以一幅清晰生动的画面，向我们描述了假如我们有什么办法重放生活磁带的话，那么它将极可能不会再导向我们这里了。他说：“神圣的磁带播放机掌握上百万个脚本，每个脚本都极其合理。在开端处即使不经意间一个小小的偏转，都会释放出像众多小瀑布一般的结果，形成一个在回顾时会觉得不可避免的特定未来。然而在开始时哪怕最轻的一碰，假如接上了另一个槽口，历史就会转入另一个看似合理的渠道……因此，对我们来说，我想我们只能大喊：噢，神勇的——也是不大可能的——新世界，让这样的人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