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第15/32页）

从采集者到帝国主义者（公元前14000~前500年）

正如图3.9所清楚地显示的，关于冰期晚期西方核心地带狩猎－采集社会能量获取水平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公元前14000年，每人每天4 000千卡），与下一个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公元前500年的地中海东岸城市居民，每人每天23 000千卡）之间，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我们可以为这13 500年简单地假设一个平稳的增长率，或者是算术的，或者是几何的。但实际上，将实地考古资料与文献数据相结合，借助经济人类学方法，再对比公元前500年之后的分数，我们是可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数字的（见图3.10）。

图3.9 公元前14000年和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的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我将这一时期划分为6个阶段，先简要地概括一下每个阶段的大致发展情况，再努力对这些变化对于能量获取的意义进行定量分析。

丰富的采集社会（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

考古证据似乎非常清楚，亚洲西南部随着冰期末期气候越来越温暖、越来越稳定、饮食越来越丰富，棚屋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精致了，物质文化在发展。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的考古发现表明，用于种植的黑麦在公元前11000年时，更大种子已被选出来。亚洲西南部的人仍然是采集者（不过越来越多地成为定居者），到公元前11000年时，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仍然更接近于冰期晚期时的每人每天4 000千卡，而不是库克所认为的早期农业社会所应达到的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这3 000年至少就百分比而言有了相当大的相对增长，即便没有按照后世的标准，认为在千卡的绝对数量上有较大增长的话（见图3.10），也会得出这一推论。

图3.10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每千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新仙女木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

被称为新仙女木期的长达1 200年的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对能量获取意味着什么，是有争议的。一方面，公元前10000年时，很多永久性村落似乎被遗弃了，居民回到了更具流动性的生活，在建筑和物质文化方面投入的能量也减少了；另一方面，最早的重大公共建筑出现在像柯尔梅斯德雷、杰夫–阿玛和穆赖拜特这样的考古遗址，意味着能量获取的增加。在我看来最稳妥的办法是，至少在相关证据得到重大完善之前，先假设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10800~前9600年基本是持平的。这样与平稳的算术增长模式和几何增长模式都有了较大差异。这两种模式都认为公元前10800~前9600年之间能量获取水平增长了17%（算术模式认为从每人每天9 000千卡增至10 500千卡；几何模式认为从每人每天6 000千卡增至7 000千卡）。

农副产品的革命（公元前9600~前3500年）

公元前9600年后，随着天气变暖和定居生活的普遍化，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耕种恢复得相当快。在公元前9000年时的约旦河谷、幼发拉底河谷和底格里斯河谷的多个考古遗址，都出现了非自然生长的小麦和大麦的大种子，到公元前8500年时就变得更普遍了，在很多考古遗址都能看到完全是人类种植的最早的小麦和大麦（坚硬的叶轴和外壳都还没有碾碎）。到公元前8000年时，沿着今伊朗、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的边境地区延伸的侧翼丘陵地区，将近半数的碳化的谷物种子都是人类种植的了。到公元前7500年时，几乎全部的种子是种植的了。

驯化动植物的定居生活提高了平均每公顷耕地能量获取量，并且至少在短期内，提高了人均能量获取水平。然而，多余能量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生养了更多婴儿，这就引发了第二个趋势。村庄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几何级的人口增长超越了算术级的食物供给增长，使得人均食物供给跌回最低限度。这两个趋势共同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结果，尽管公元前9600~前35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显然得到了巨大提高，总体食物供应的最好情况也就是停滞不前。种植谷物的廉价热量越来越多地替代了基于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的更为丰富的饮食。人们的骨骼记录表明，总体而言，早期的农业人口健康程度不及农业产生之前的狩猎–采集群体。

过去30年的考古发掘情况也表明，自新仙女木事件后，能量获取的变化率比原先想象的要慢得多。我们不应想象发生了一场单一的农业革命，也许应当认为从用全部时间采集食物，到采集与耕种相结合，再到用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生产出的食物逐渐替代野生食物，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最新的研究也表明，在侧翼丘陵区，这一过程大致发生于公元前9600~前7500年，经历了大约2 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