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第12/32页）

在当前的证据状态下，我们只能根据特定的考古发掘报告，进行大致的猜想。从公元200~500年，能量获取水平可能下跌了10%（核心地带从大约每人每天31 000千卡降至大约28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500~700年，又下跌了10%，降至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其实，公元200~700年，埃及和伊拉克的人均能量水平即使真有下降，恐怕也降得很少，但是意大利、北非和高卢南部等地区的暴跌，却导致了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700年时比200年时低了20%。

这个下降程度远没有图3.5所显示的那样剧烈（原因是图3.5也许主要反映的是变化最大的非食物热量和昂贵食物热量），但在一些罗马史专家看来，似乎仍然被夸大了。在整个19~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学家们都倾向于认为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对晚期古代社会的总体观点是正确的，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批评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按照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彼得·布朗（Peter Brown）的说法：“撰写晚期古代世界（公元200~700年）的历史简直是太容易了，好像那就是一个关于‘衰落和瓦解’的悲伤故事。”布朗抛弃了吉本的黑暗画面，他主张：“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这个时期是与令人震惊的新开端相连的……对于被一个敏感的欧洲人如此珍重地视为其自身文化中最‘现代’和最有价值的……‘当代’特性，我们表现得极度敏锐。”

布朗意在提醒历史学家们，不应让衰落和瓦解的叙事，遮掩了晚期古代社会文化转变的复杂而迷人的事实，但经过30年的提醒后，许多历史学家如今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安德烈娅·贾尔迪纳（Andrea Giardina）曾评论说：“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诸如‘衰落’或‘颓废’之类的词意识形态色彩太过强烈，因而也就成了对人们的误导。”布朗主张我们应当将公元200~700年这个时期视为从古典文化进入早期中世纪文化的转型时期，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太多历史学家任由这种新观念蒙住了自己的双眼，无视这也是政治和经济崩溃的时代这一事实。战略学家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最近曾说，“新的时尚观点将晚期古代社会的转型几乎说成了和平的迁徙与温和的渐进式转变，然而却遭到了详细的考古证据的反驳。考古证据中充满了暴力、破坏，以及上千年都无法恢复的物质享受和教育成就的灾难性的损失。”我发现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个结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对渐进主义模式的最好的修正办法，就是直接将对2世纪时罗马帝国任何部分的遗址考古报告和调查数据，与7世纪时同一地区的报告和数据进行对比。所有遗址（甚至包括比罗马帝国所有其他部分都更好地渡过危机的埃及的遗址）都显示出物质生活水平和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

说不清的600年（700~1300年）

虽然很少有人质疑这600年间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否在总体上呈现缓慢上涨的趋势，但详细情况却难以说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能量获取的关注度相比同行要低。

在公元70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已收缩至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地区。有一些证据表明，8世纪或9世纪是叙利亚，9世纪或10世纪是伊拉克，11世纪塞尔柱人入侵时是整个亚洲西南部地区，能量获取水平都下降了，但是在700~1300年这段时期，似乎埃及始终保持着能量获取的高水平，而西班牙地区有所上升。欧洲基督教地区在900年后显然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复苏，到1300年时，最富裕的地区意大利赶上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埃及的水平。

拜占庭帝国在10世纪也显示出经济迅速复苏的迹象。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一篇极具价值的论文中，利用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计算出在大约公元1000年时，拜占庭核心地带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为大约每年680美元（以1990年国际元的购买力平价）。像罗马的人均GDP的计算一样，这个数字对食物热量之外考虑很少。米拉诺维奇特别对非食物收入进行了小小的提高。然而，他的确注意到了，他得出的拜占庭人均GDP数字比大多数人估计的罗马帝国早期人均GDP数字低大约20%，比扬·范·岑登计算的1086年英国人的收入和格里高利·克拉克计算的13世纪初英国建筑匠的收入高20%~25%。所有这些人均GDP研究使用的都是同样的方法，说明即使绝对数字低估了能量获取水平，随时间推移的相对变化仍然可以准确地反映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