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乌鲁木齐：睡在天山上 （第5/5页）

刚走出酒吧大门，一个维吾尔人叫住了我，问我想不想换钱。我身上带的人民币正好不多了，就问他按什么价格兑换。他说100元外汇券换125元人民币。这是这趟旅行开始以来我们听过的最高的兑换率了。到目前为止，两者的差价基本在20%左右，而现在突然变成了25%。上哪儿去找这么便宜的好事！于是我抢先提出给他换1000元。那个人掏出计算器，算出了正确的数目。然后，他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人民币递给我。我数了数，数目不够，就递还给他。他很不情愿地添足了钞票。然后，他要求查看一下我的外汇券。我把外汇券递给他，他把人民币交给我。幸运的是，在“欢乐时光”喝下的那些啤酒对我视力的影响并没有像对我判断力的影响那么大。我看穿了他的障眼法，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有一半人民币从他的袖筒里滑落出来，这是我应该拿到的，但差一点儿就失去了。反正我设法抢回了我的外汇券，并确定没少一张，然后才把我手中属于他的那半人民币扔还到他的脸上。我恨自己又一次犯了战术性的错误。换钱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法则是“决不要先把自己的钱掏出来，直到数过对方的钱并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决不重犯，决不重犯，决不重犯！尤其是在度过“欢乐时光”后！

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我们赶往乌鲁木齐机场。我们终于要离开这个工业城市，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再见了乌鲁木齐！我们前往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伊宁，地处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线旁边中国一侧。乘大巴两天才到，而坐飞机只需90分钟。显然，我们还是坐飞机去的好，但是机票不是随时都能买到的；飞机也并不是天天飞。我们还算幸运，到达乌鲁木齐的当天就预订上了机票；但是直到我们出发的前一天且机场打来电话确认飞机已准备起飞后才允许我们实际购票。我们也早就准备好了。为了赶紧离开这个城市，我们甚至做好了随时放弃在假日酒店“欢乐时光”的美好享受的准备。次日一早，我们5：30就起床，然后把宾馆看门人叫醒，看门人又叫醒了楼层服务员；楼层服务员检查完我们的房间，确保我们没有把宾馆的毛巾偷走，这时我们才获准离开宾馆，前往几个街区外的航空售票处，机场班车正在那里等着我们。班车6：30准时开车，只用20分钟就到达机场；到达机场以后才发现，我们还要在这里无所事事地耗上两个小时。我们就这样干等着，直到9点钟，我们的航班终于广播要登机了。我们从保安身边鱼贯而出，向停靠在跑道上的一架波音737飞机走去。这时，一个保安朝着我们狂吼，并指向另一个方向。原来，我们的飞机是一架伊尔-224涡轮螺旋桨飞机，而它就停在飞机维修库的外面。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不过，我们当时感觉运气还不错。我们走过去，登上飞机，加入了其他30位幸运人物的队伍。

空姐站在机舱门口，提醒大家本次航班确实是飞往伊宁。我们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好，等待飞机起飞。伊宁离这里只有90分钟的路程，但是我们首先得飞过天山的一个支脉，再越过5500米高的婆罗科努山顶峰。我乘飞机旅行已有45个年头了，但当我们把乌鲁木齐甩到身后飞近婆罗科努山的时候，发现我们离山如此之近，只比亲身走在山顶差那么一丁点儿。如果山上有野羊的话，我们肯定能看得清清楚楚。当时已接近20世纪尾声，但飞行还是全凭直觉行事。我不禁回想起母亲给我讲过的有关早期商业航空的一些故事。60年前，她是美国第一届空乘专业毕业班的空姐之一，当时在美洲航空公司服务。那个时代，空姐仅凭一张漂亮脸蛋儿还不足以取得飞行资格，还必须是注册护士。乘飞机不仅是一种出行方式，还是一种冒险行为，只有那些火急火燎赶时间的人以及疯子才会乘坐飞机。

据我母亲讲，飞机每个月至少有一次会降落在机场以外的地方。有时是为了躲避糟糕的天气，有时候是为了加油，而有时仅仅是为了搞清楚他们到底身处何地。此时此刻，我们至少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虽然并不知道为什么是在这个位置。我们正在5500米高的婆罗科努山顶峰以上300米处飞行。伊尔-224型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淹没了机上同行乘客们惊恐的喘息，他们和我们一样，搞不明白飞机为什么飞得这么低，以至于雪崩激起的水晶般的雪尘都在我们眼前清晰可见。

天山是乌鲁木齐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与以西的伊犁河谷的分界线，而婆罗科努山则是天山最北端支脉中的最后一座雪山。显然，机长在利用绝好的天气省油，他飞得如此之近，我们马上就要掏出念珠来了。各路神仙肯定都来到了舷窗外面。好在我们安全地飞过婆罗科努山犬牙交错、白雪茫茫的顶峰，开始缓缓下降，飞机掠过一片宽广的高原，上面点缀着哈萨克牧人的白色毡房。它们看上去像数不清的蘑菇——我说的是毡房，不是牧人——当然，我们也能看到牧人们，飞机飞得太低了。几分钟之后，高原一分两半，我们沿着伊犁河向西飞往伊宁，这里是我们丝绸之路上经过的又一片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