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苏东坡

一般来说,我们喜欢、认可乃至崇拜某一位作家,都是因为他的作品,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去直觉感知他的内心,并由此获得情感共鸣。尽管孟子论诗,提出“知人论世”的原则,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而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作者的生平出处、作品的背景之类的内容。钱锺书先生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如果你只是将之理解成他不愿与俗子交游的托词,未免肤浅。实际上,钱翁此语,隐藏着他对孟子“知人论世”观的商榷,他意图说明,文学本身,就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不需要依托于政事学术。钱翁此论尚矣,但我对东坡的态度正好相反,我愿意结识这只下蛋的母鸡,却并不觉得鸡蛋的味道有多么高明。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从来就不喜欢东坡的大多数诗词。他的文学作品,除了散文,大都不能打动我,但是,我却愿意有这样一位朋友,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诗词作得怎样并不重要,他的人生却是天地间至善至美的鸿篇巨制。

如果我们认同《文心雕龙》所确定的“ 原道、宗经、徵圣” 三位一体的文学批评原则,自会承认,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诗经》是最合于“道”的经典文本。但人生在世,忧多乐少,文艺不悲,则不足以动人,真诚的悲比真诚的快乐更能打动人,甚至高明者假造的悲,也要比真诚的快乐更加动人——因为悲伤比快乐更接近生命的底色。人们也许在理想层面上会认同《周易·系辞》里的名言:“乐天知命,故不忧。”而人非圣贤,孰无忧戚悲愁抑塞悱恻之情?往往是离经叛道的文学,才真正地打动人、感发人。正像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样:“像克尔恺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以及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起威信,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西蒙娜·薇依》) 而东坡,他的人格太健康,太没有缺陷,所以注定他的人生是神一样的存在,他的诗词却很难打动被大众视为异类的若干人,包括我。

东坡最可贵的,不是他的诗词,而是他的人格。在千古文人之中,他罕见地优入圣域,真正达到了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中庸。孔子曾深慨乎中庸之难得:“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既是为政处世的原则,更是完善人格的标杆。人格的中庸,又称中行,意味着天性的各个方面充分自由地发展,意味着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止于至善。而古今文人,或狂或狷,性情上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憾,较诸东坡的浑浑灏灏,大美无言,均有所逊色。我依稀记得一位现代文学作家说过,你读李白的诗,当然觉得好,可是要想象一下你楼上住的是李白,那该是怎样的噩梦?但倘使这位作家活在宋代,有幸与东坡为邻,他一定不会觉得那是一件苦事。

东坡是一位球形的天才。以诗而论,尽管他的诗大多不感人,但想象奇瑰,句法灵动,用典使事,精妙有趣,仍不失名家。在天水一朝,他和学生黄庭坚并称“ 苏黄”,俨然与唐代的“ 李杜” 相埒。顺便说一句,黄庭坚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但他的诗泰半淡薄寡情,徒逞技巧,我往往读之不能卒章。东坡的词,虽然历来也非议不小,好之者许为“ 开出向上一路”,恶之者贬为“著腔子好诗”,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词确实自成一格,对词的传统体性,是破坏,也是创新。他的书法,居宋代四大书家“ 苏黄米蔡” 之首,也能绘事。而他的文章,更是一个时代所无法企及的高峰。

东坡进京赴考时才二十一岁,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了他的信,激动得毛孔贲张,汗出淋漓,致信好友梅圣俞,连呼“ 快哉”,自承天分不及:“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更连用两个“可喜”,表达了这位胸襟高旷的前辈学人对隐有出蓝之势的后辈由衷的喜爱。

曾经做过东坡秘书的李之仪,在一封书信中说,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固然是一时之宗,东坡的文章却已臻文章至境。他形容东坡的文章如“长江秋霁,千里一道,滔滔滚滚,到海无尽”,这是说苏文的高旷雄浑,气盛言宜;又如“风雷雨雹之骤作,崩腾汹涌之掀击,暂形忽状,出没后先,耸一时之壮气,极天地之变化”,这是说苏文善于变化,技法高明。而东坡的弟弟苏辙,在给他写的祭文中,干脆就说:“兄之文章,今世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