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是波斯有逸民说李德润（第2/5页）

王衍还有一个爱好是微服出游。当时蜀人性好新奇，流行一种特别小的帽子，只能盖住头顶，一低头帽子就掉下来，号称“ 危脑帽”，王衍认为危字不祥，于是颁令禁戴。他别出心裁，喜欢戴大帽，后来人们只要一见戴大帽的就知道是他，他又令都城中人必须都戴大帽。王衍还发明了一种新式玩意儿，就是把头巾裹在头上，裹得尖尖的像个锥子，这或许就是土改、“ 文革” 时给“ 土豪劣绅” “ 地富反坏右”戴的高帽子的滥觞。后宫的女子，也都戴上金莲花冠，就是用金箔折成莲花状的帽子，再穿上道士服，把脸颊涂红，号曰“醉妆”。太后太妃游青城山，随行宫娥衣服上都画着云霞，飘然若仙。其好逸荒政，往往若是。

王衍要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可以做一名优秀的时装设计师，或是会所设计师，命运却使他做了一名帝王。这是老百姓的大不幸，然而他自己又何尝幸运？其下场很是悲惨，国家亡给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全家上下也均被杀害。庄宗本来应承，只要王衍归降，不失封侯之位，但因伶人进谗，庄宗还是背信弃义，杀了王衍一家。杀到徐太妃时，徐太妃说：我儿子带同一国诚心归降，你却如此无信，将来必遭报应。后庄宗果为伶人所弑。

王衍有一首《醉妆词》流行于世：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词中的“ 者”，今天写作“ 这”。这首词篇制十分短小，却有一种豪宕不羁之气。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张鸣先生，非常不喜欢这首词，但是我的至友陆杰，却觉得此词非常有帝王气象。陆杰可以找到他的知音，那就是古龙先生。古龙先生在《大旗英雄传》第二十一章《武道禅踪》里边，写到夜帝之子朱藻出场时，便是以手拍腿，高歌此词。古龙评价说：“这阙《醉妆词》，乃是五代残唐蜀主王衍所写，此刻在他口中歌来，果然有一种帝王之豪气。”

我也觉得这是一首好词，它展示的是抛开世间俗务，追求纯粹的快乐的生命精神。其实，如果一名帝王只是耽酒好色，并不是多坏的事情，最坏的是喜欢折腾，折腾老百姓，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主义，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统治老百姓其实很简单，就是像北斗星一样端居天中，清静无为，不去多打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与民休息，自然天下大治。这是题外话，表过不谈。

总结一下，前蜀是一个人情浇薄、习于奢侈的国度，它的君主后主王衍又是一个荒淫无道、不理政事的昏君。问题来了，这样的国、这样的君，值得德润为之守节不移，甘当遗民吗？

我们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就明白了。

王观堂，即学术大师王国维。他曾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他本是前清秀才，后在上海东文学社得名学者罗振玉的赏识，由罗资助东渡日本留学。王国维在日本开始做甲骨文研究，暨宋元戏曲研究，后来终成大师。清朝虽亡，罗振玉却仍忠于清室，他得到已经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赏识后，便挈带王国维做了南书房行走的五品官。而到1927年，因先有军阀冯玉祥部下鹿钟麟，不顾国民政府与清室签订的《清室优待条约》，把溥仪和整个皇室赶出宫去，又有大学者叶德辉在湖南被枪毙，王国维深受刺激，选择于1927的6月2日，夏历端午的前二日，写了一封遗书放在口袋里，跟他的学生借了两块钱银洋，租了辆黄包车直到颐和园，在鱼藻轩边投入昆明湖自尽。昆明湖水并不深，但王国维是头下脚上，一头栽进去的，湖底的淤泥把他的口鼻塞住了，不旋踵即窒息而亡。尸体被捞上岸时，衣服还没有完全湿透，遗书的字迹也十分清晰，开头四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的自杀，对清华师生触动殊巨。此事一发生，梁启超就召集学生训讲，把王国维跟屈原并论。陈寅恪先生则写了一首长庆体的诗《王观堂先生挽词》以表哀思，这首诗是学唐代元稹的《连昌宫词》，前有小序，大旨是认为王国维之自沉，不是殉清，而是殉人伦、殉文化。里边最有名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所谓的“ 三纲六纪”，“三纲” 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 指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以君臣之纲而言，就算皇帝是像李煜一样无能的君主，也要把他当光武帝刘秀那样的英主看待；以朋友之纪言之，就算朋友是郦寄，也要把他像鲍叔一样对待。郦寄是初汉时人，与吕禄为友，吕后擅权时，把刘氏宗族几乎杀光，大汉快变成吕家的天下了。郦寄欺骗吕禄，骗得兵符，交给太尉周勃，于是周勃等人就把诸吕全部诛杀。鲍叔是春秋时人，他跟管仲是好朋友，两人合伙做生意，赚来的钱管仲给自己分得多，给鲍叔分得少，鲍叔不以管仲为贪，知他有老母在堂需要供养；管仲用鲍叔的本钱做生意，亏了好多钱，鲍叔不认为他愚笨，而归咎于时运未济。在陈寅恪先生看来，三纲六纪都不是外在的道德规范，而是内心的道德律令，是个人所应追求的道德上和文化上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