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讲 “歪理”如何利用人的自身弱点（第3/4页）

焦虑和害怕是一种妨碍人们察觉歪理之“歪”的心理因素。当你的直觉或常识让你对什么“理”有所怀疑的时候，如果你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我自己错了，那么歪理也就有了可乘之机。用强梁和教训人的方式说歪理，往往就是先声夺人，给你一个下马威，吓住你，不让你觉得他的理歪。例如，2010年7月，某省市环保局分配责任制奖，局长与职工相差三倍，有人认为不公，向纪检部门反映，结果惹恼了局长，在一个大会上破口大骂：“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歪理不一定要吓唬我们，有时候还能用讨好我们的办法，照样可以不让我们察觉出它的歪来。2011年8月13日，美国华盛顿州前州长、联邦政府前商务部长骆家辉，携家眷从美国西雅图抵达北京，正式开始他的驻华大使任期。但这位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部级高官”，履新之旅却显得十分低调，没有大量随从、没有警卫，背上一个包、手拎一个包，全家人都没闲着。“这像一个大使吗？”机场有目击者如此嘀咕。对此，相晓冬发表题为《要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文章，抨击骆家辉轻车简从背后有资本主义及西方价值观的渗透，是美国“新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体现。

相晓冬的文章借骆家辉是华裔的事实，把骆家辉的美德说成是中国人的美德，进而又推导说这是代表中国人的共产党的美德：“骆家辉身上所喷薄洋溢出来的‘美德’绝不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代创造积累的精神财富。”相晓冬声称，美国人骆家辉的简朴美德其实是中国的，不是美国的，如果相信这个美国大使的美德是美国的，那就是上了美国“新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当。相晓冬迎合和利用读者的民族主义心理，用讨好他们的办法来迷惑和削弱他们对歪理的识别。

人害怕孤独，需要通过外来信息来维持与他人的联系，这便形成了一种心理依赖。对于无法独自承受孤独感的现代社会个体，就算他能凭经验察觉宣传（如新闻）的不实信息或歪理，他也还是会觉得，能够得到不实信息要比没有信息来得强。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不相信报纸新闻而停止看报纸，也不会因为不喜欢电视节目而停止看电视，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纳粹德国的纸张供应已经非常短缺，戈培尔计划将日报改为两天出一次，他的幕僚向他建议说，对报纸读者来说，每天读新闻跟吃饭一样重要，所以哪怕每天只出版一页，报纸还是得每天出。看报纸会成为一种心理期待，一种可以称为“瘾”的嗜好，一种对不管什么“新闻”的习惯性依赖，一种看上去是自由人的实质不自由。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年年招人骂，却又年年被期待，年年大家看，就是这种自由人的实质不自由在作祟。看不看春晚，这本来是自由的，不喜欢的尽可以关掉电视机。但是大多数观众其实并不自由（当然，没有别的节目选择可能也是一个理由），他们不管看得有多么受罪，照样好像是身不由己似的非看不可。

“大胆说谎”和“认知失调”

人不容易轻信小谎言，却很容易相信大谎言。戈培尔发现普通人有多种易于接受宣传的特点，并以此来设计纳粹的宣传。例如，他坚持宣传必须使用绝对的断言，要黑白分明，敌我论断必须不留任何中间余地。他还发现，宣传要重复断言，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直说到听众不得不相信。他对希特勒的“说大谎，不说小谎”原则更是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小谎很容易揭穿，而谎言越大，就越不可能揭穿，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没有这样的阴谋？希特勒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上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

长期接受和依赖歪理的人，甚至还有在歪理破灭后，自己也加入说歪理的。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费斯汀格（Leo Festinger）偶然读到一篇报道——《来自克莱伦行星的向我们城市的召唤预言：逃离洪水》，说的是芝加哥的一位名叫玛丁（Dorothy Martin）的家庭主妇（人们称她为Sister Thedra），她是一个叫“追求者”（Seekers）的地方教派的组织人，她向她的信众们宣称，在1955年12月25日那天，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费斯汀格随后和他的学生来到这个地区，潜伏在这些信徒中观察他们的行为。费斯汀格后来在与他人合著出版的《当预言失败时》（1956）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教派信众的日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