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第4/9页）

　生存和死亡甚至由近及远，在野夫笔下传达出一种普遍性：“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对解读20世纪中国史的人来说，如果他要判断中国一个世纪的演进成就，就让他问问野夫笔下的死者吧。如果他要把自己拔出文明人之列，跟大而无当的国家进步、党派利益、民族繁荣站在一起，就让他问问那些死亡者吧。那些死亡者，从20世纪的历史深处，一直到当代，都像被无形的命运之手扼住了喉咙，他们先后死去，却都白白地死去了。以他们为肥料的大历史、大国家、大党并没有高尚、优秀、强大起来，因为在历史的真正悲剧中，悲剧人物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毁灭的只是那些歌队、那些残民寄生的物类。因此，在放弃宏大叙事之后，在打量这一个个死亡者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死亡者们自然生存的神性。他们为宏大性所迫害、侮辱、屠戮，因而最富于人性，也最富于神性。

历史借助于野夫的文笔，让我们真切地懂得，我们生存又厌倦的中国家园，仍有着高贵、尊严和人性之美。我们争先恐后地逃离欲奔向美好明天奔向发达社会，而为我们弃置不顾的当代社会，仍有着可歌泣的、可典范、可为之生死的存在方式。野夫把一个中国农民的忠诚、中国地主的美德、农民和地主的死亡组成了统一的历史风景，野夫把民众的劳作、国家与时尚的无耻勾勒成一个画面，野夫还原了组织、隐士、文化和爱情。是野夫告诉了我们，在中国生活的边缘，我们中国人民不仅有着羔羊般温驯的气度，而且绝不缺乏纪念碑一样矗立的高贵品性。多亏了野夫，我们才知道，为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发展主义毫无顾惜的中国，有着权力、金钱、死亡也难以消亡的明德至善。借用勃兰兑斯的话说，野夫的挽歌既是送行又是招魂，那些死亡站在野夫歌声的光影里，我们看见他们的忧伤、从容、无能自主，他们经历了一个个的恐怖或无望的场景，他们的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落寞带有诗意，他们的苦难引人同情。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野夫笔下的亡者，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情怀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四

除了这样意义丰富的死亡主题，野夫还贡献了我们中国人生存的另外两大主题：恐惧和残忍。

我们的文明向来以伦理学问见长，天伦之乐、天人合一，在我们中国人的夸耀性品质里，忠孝、仁义、信爱似乎充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野夫却揭示出我们生存的恐惧，生存的恐惧产生了仇恨和愚蠢，如此扭曲着我们的人性。据说斯大林曾说过一句话：使人恐惧比受人尊敬更伟大。野夫回忆说他的童年即在恐惧中，恐惧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核心内容，难怪会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装饰性说法了。

如前说，中国现当代死亡的变异特性，使得野夫散文中的死亡无一不跟恐惧和残忍相连。西方人的死亡观念是蒙召，进入天堂，所以他们的死亡仪式庄严。我们中国人则向来视死如归，人死如回家休息，故圣贤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焉，我们文化推崇的死亡有一种从容、诗意。但野夫笔下的死亡却少有庄严、从容，那些死亡是突然的、跟环境有极致的冲突，那些死亡是生命的非正常休止，那些死亡反证了生存环境的恐怖和残忍。

不仅革命党人先后制造了白色恐惧和红色恐怖，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专政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生存的前提和边界。因此，虽然野夫笔下的死亡更多地属于普通大众，但那些寻常的死亡，如瞎子哥、幺叔、李如波们的死亡，却无一不证实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民族的残忍。

野夫在提及恐惧和残忍时似乎意犹未尽，他因此为恐惧和残忍各自专门写文叙说。野夫写他的恐惧经历：“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因为生存环境充满了恐惧：“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主席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