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第2/9页）

中共党员的死亡，“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镇压了。”

除了这种中共制造的死亡外，野夫也忠实地记录了20世纪的死亡，“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着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

跟张志新一样以反革命罪被枪决的杨文生，“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还有幺叔的死亡，瞎子哥、仇老汉的孤独晚年，漱玉的消逝……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

二

这些死亡或弥漫着死亡气氛的场景、原因大体相同，它们都是文明变异的结果。无论主动赴死还是被人杀害，无论孤老自我生灭还是红颜薄命，都是因为文明中国发展到20世纪，无论如何革命、改良、发展、进步，这个文明或这个国家都敌视、轻视个人，漠视个人的权利和福祉。即使苦难，也绝非个人的努力或性格命运使然，而是缘自国家、社会对个人的压迫。野夫回忆母亲投江前，“她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野夫写外婆：“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更不用说那些组织、政权对生命的随意处置，予取予求。

野夫也对死因做过天问般的揭示。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一件庄严的事业。“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野夫更做了揭露真相的工作：“当我现在拿着他们这些通信含泪阅读时，我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可怜的‘组织’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缘和一生，我更加惊觫的是，我看见了一个如此卑鄙阴险的党领导的黑暗内心。这个组织从40年代开始，就这样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留下这样一些人来把持朝纲，建立自己的残酷庙堂，继续进行着对所有善良人们的加害。”

在国家政权的大舞台上，杀人的中国就像退化到洪荒丛林世界里的一场游戏：“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在组织、意识形态、路线斗争的笼罩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着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野夫的招魂意味是显然的。“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