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第3/6页）

我被这罪行所激怒，怒不可遏。我仅仅帮了他们一点，与他们一起讨还。不过是据理力争，温和地讨还而已。

然而，与这么大一片土地上的人一起温和地讨还，掠夺者就恐惧了。恐惧者使用了暴力——这一点必须记录下来。

△西部来人了。一次次彻夜长谈。我们分别得太久了。他被高地之风吹黑了脸膛，身体消瘦，可是一双眼真亮！上次见过的一个西部朋友也是如此：眼亮！

而东部的人油胖一些，眼睛却普遍没有我的朋友他们亮。这是一个真实的发现，让我难忘。

我们商量具体的迁居事项。不太麻烦，只要有决心就行。与多少人结伴而行呢？不需要。与我爱的人一起，这当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如果没有，也只好这样了——与朋友在一起，也算是人生很快乐的事情了。

他说到了妻子能做一手极好的红烧土豆粗粉丝，冬天里一大盆冒着热气端上小桌的情景，让我馋了起来。好啊，这道主菜我们是吃定了。

说到羊，它们纯洁善良的脸，以及它们的牺牲。人类有永恒的悲伤和苦难缠着，就像人和羊的关系。

△打开电视，顺手就打开了。因为它的色彩和便捷你不可能回避。这是重要的发明，不可忽略的东西。可是我却在想怎样彻底戒掉它。没有办法，它伤害了我。只要一打开就是无聊的、无耻的调笑。粗俗成为理所当然和家常便饭。理由是“群众欢迎”。是的，群众永远欢迎——谁是群众？谁不是群众？当你需要群众的时候，群众就来了。你不需要群众，群众就消失了。

所有行恶者都善于使用“群众”二字。

人和世界就在这无边的戏闹和调笑中沉沦下去。我仇视电视这种器具，可是我又离不开它。我因此而更加仇视它。我对朋友说：我会把家里的电视机砸掉或扔掉。

我真的做到了。没有人能从我的居所、我的身边找到这种东西。它是有用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我们既然没有能力驯服这头猛兽，那也只好将它关在笼子里。

类似的还有铺天盖地的小报。它和电视一样，或者是它拙劣的模仿者，那些粗俗的艺人掉了一颗牙也会写上满满一大版，稍稍有点意义的思想和艺术却常常遭到嘲弄和歪曲。这些内容肮脏的读物简直是毫无顾忌和丧心病狂，因为它们已经自认为是商业物质主义利益团体中的一员。

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大的猛兽出现。我们以目前的能力而言，能够驯服它吗？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在未来，极有可能将自己暴露在最危险的生存环境里。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十九世纪那样伟大的精神孤独者，并将彻底失去培养这种孤独者的土壤。

△我所听到的关于煞神老母和乌坶王的故事零零散散，而且大多来自于宁伽的转述。三先生的跟包说了一些。他仿佛有意让宁来系统地记录这个故事。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三先生的意思，我不得而知。那个深奥的老人与我们这一代已经有了交流障碍，这是很不幸的。本世纪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失去了与最深刻的传统衔接的机会和可能。我们都流于时髦的浅薄，像浮萍一样随肮脏的河水往前流啊流啊，什么都不知道。

三先生他们所代表的核心的价值，其实与神秘主义无关。这种感受世界的思维系统，与机械生硬的逻辑主义格格不入，并对其有巨大的杀伤力。所以有些黄口小儿最乐于嘲弄和最为迷惑不解、也是最为恐惧的，就是另一种思维系统。

为了自身的可转述性和通俗性，三先生他们拾起了那个乌坶王的故事。我不但没有以嬉戏的心情去轻薄它，反而愿意和宁一起去挖掘它、它简易浅直的外表遮掩下的所有蕴涵。

有一些符号是颇能引申和指代的。比如我的查查、那个家伙、我、基金会的女上司、原来的大机关、那个首长……所有人都在这个神话模型里时隐时现。

这个故事里有各种酒，今天也有各种酒。陶醉的场景一再上演，一代代都会如此，一直进行下去，一直走到最后的预言里去。

△那个集团的保卫部是凶残可怖的。我知道无数例子。我当然要竭尽全力与之周旋。它的存在和畸形成长已是某种必然。至于刀脸一伙与它的合作，更是合情合理的。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我还不至于像宁一度所期望的那样，受到正常和有效的保护。绝没那么简单。

所以更可靠的办法还是一个逃字。

他曾经以自身的例子来说服我。他的例子可以在这世界上复制吗？他的认识上的不彻底性，与他的复杂阅历形成了多么大的矛盾！

我可求助的人也有很多，比如基金会的二老板，比如另一些人。但我不会这样做。我正在做的事情，好像有意为了让人把我逼到高原上似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个向往已经十分久远了。这不是孤注一掷，这是我亲手设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