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6页)

我不知道是否像我希望的那样,在我刚才叙述他和侍者的那段对话时已经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他的谈吐通常并不才华横溢,风趣诙谐,但是却很流畅,他老是发笑,引得你有时候会产生错觉,以为他讲的话很有趣。他从来不会找不到话说,他和别人谈论当前的一些话题时那么平易随和,使听他话的人一点也不感到紧张。

许多作家都有一种坏习惯,他们老是专心琢磨词句,就连在谈话中也字斟句酌。他们不知不觉地小心推敲自己的每句话,在表达自己的意思时既不多说一句,也不少说一字。这种习惯使不少上层社会的人在和他们交往时畏缩不前。这些上层人物精神生活简单,词汇有限,所以和人结交时总一再踌躇。可是跟罗伊在一起却从不会感到有这种拘束。他可以用对方完全能理解的词语和一个爱跳舞的卫兵说话,也可以和一个参加赛马的伯爵夫人用她马夫所用的语言谈话。人家总热情洋溢、十分宽慰地说他一点儿也不像一个作家。罗伊最乐意听到这样的恭维。聪明人总用许多现成的短语(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谁也管不了”就是最普通的一句),流行的形容词(如“绝妙的”或“叫人脸红的”)以及只有生活在某一类人中你才懂得意思的动词(如“推搡”)。这些词语使闲谈显得特别亲切,没有什么拘束,而且也不必动什么脑筋。美国人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人,他们把这种谈话技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度完美的阶段,创造了一大批简洁、平凡的短语,这样一来,他们根本不必考虑自己在说些什么就可以进行一场生动有趣的谈话,而他们的头脑就可以用来自由思考大买卖和男女私通这类更为重要的事情。罗伊掌握的词汇非常广泛,他当机立断所选的词语总准确无误。这使他的讲话辛辣有力,却又不失分寸,而且每当他用这些词语的时候,总是神采飞扬,口气热切,仿佛这些话都是从他那思想丰富的头脑中刚创造出来的。

这时候,他东拉西扯地和我谈到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和最近出版的书籍,谈到上演的歌剧,心情显得很愉快。他对人总很亲切,不过今天他的这种亲切的姿态却实在使我惊讶。他对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这么少深表惋惜,又坦率地(这是他最讨人喜欢的特点之一)告诉我他多么喜欢我,对我多么佩服。我觉得我非得迎合一下他这种友好的表示不可。他问起我正在写的书,我忙问了问他正在写的书。我们彼此都说我们俩谁也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成功。我们吃着小牛肉火腿馅饼,罗伊告诉我他怎样调拌色拉。我们喝着莱茵白葡萄酒,还津津有味地咂着嘴。

而我心里却一直纳闷,不知他什么时候会谈到正题。

我无法相信在伦敦社交活动最繁忙的季节,阿尔罗伊·基尔只为了谈论马蒂斯、俄国芭蕾舞和马塞尔·普鲁斯特而愿意在一个既不是评论家又不是在任何方面具有什么影响的同行作家身上白白浪费一个小时。再说,在他谈笑风生的态度背后,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他有点儿心神不定。要不是我知道他境况不错,我真疑心他要开口问我借一百英镑。看起来好像这顿午饭就要结束,而他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把他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我知道他为人谨慎。也许他认为我们两个人这么久没有见面,头一次见面最好先建立友好的关系,把这顿气氛愉快的丰盛的午饭只看成是个投到水底引鱼上钩的诱饵。

“咱们到隔壁去喝杯咖啡好吗?”他说。

“随你便。”

“我觉得那儿要舒服些。”

我跟着他走进另一个房间,那儿比餐厅宽敞多了,有一些很大的皮扶手椅和很大的沙发;桌上放着一些报纸和杂志。两个老年人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声交谈。他们不大友好地瞥了我们一眼,但是这并没有使罗伊踌躇不前。他依然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

“嗨,将军,”他大声喊道,一面轻松愉快地向那边点了点头。

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望着外面欢快的白日景象,真希望自己多知道一些圣詹姆斯街的历史背景。我很惭愧,竟然连街对面那个俱乐部的名称都不知道,我不敢问罗伊,怕他会因为我对每个体面的人都知道的事一无所知而看不起我。他把我叫过去,问我要不要在喝咖啡的时候也喝一杯白兰地。我谢绝了,他却坚持要我喝上一杯。这个俱乐部的白兰地是有名的。我们并排坐在式样雅致的壁炉旁的一张沙发上,点着了雪茄。

“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最后一次上伦敦来,他和我就是在这儿吃午饭的,”罗伊口气很随便地说道。“我要老头儿尝了尝我们这儿的白兰地,他喝了很欣赏。上个周末,我就是在他太太家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