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第4/8页)

北京协和医学院由英美两国的传教士创建,目的是向中国医生传授西方医学。那时,诸如洛克菲勒之类的美国商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新兴的重要市场。在西方传教士眼里,中国则是他们拯救成百上千万异教徒灵魂的最佳机会。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劝诱中国人改变宗教信仰,医学位居其次。传教士医生几乎从来不缺少病人。尽管如此,他们仍未能使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伦敦传教士协会手中,买下了那座医学院,邀请6名传教士医生加入,并在住院部主任医生罗杰·格林的领导下,组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此后几年,在洛克菲勒的支持下,医学院聚集了由50位教授组成的教员队伍,升级了医学院59座建筑的设施。医学院的建筑设计融合了中国和欧洲风格,楼顶覆盖绿色琉璃瓦,以便与北京地区的建筑风格协调一致。医学院以“石油大王府”的绰号在北京家喻户晓。2012年,茱莉娅·博伊德写过《与龙共舞》一书,对当时的北京生活进行了有趣的记述。据该书描述,北京协和医学院派人到乡下,寻找那些仍掌握失传已久的技能的工匠,以便建造那座新“王府”。1921年9月,老约翰·洛克菲勒大驾光临,在前呼后拥中,亲自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业典礼。

约翰·格兰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招募的一位医生,最近刚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公共卫生培训班毕业。格兰特出生于宁波,父母是加拿大人,父亲是宁波浸礼会的传教士医生。他在青岛的一座德国体育馆里读完了中学,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阿卡迪亚大学读完本科,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医学学位。1917年,格兰特与夏洛特·希尔·格兰特相识并完婚。1922年,他携带妻子前往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部副主任。1925年,他与北京警局合作,建立了一个卫生所,为生活在医院周围的10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那里属于北京第一行政区。1928年,格兰特担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的主任。该系注重实地工作,建立了若干社区诊所,学生们可以在社区诊所里实习。

格兰特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医学院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夏洛特则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于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史。在北京居留的14年间,她开始收藏满族服装及其配饰,还从银行家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藏品。夏洛特在北京有一位特别供货商戴先生,她在他的后屋挑选自己的藏品。(据夏洛特的孙女尚德·格林说,阿比·洛克菲勒曾陪同丈夫访问北京,她喜欢与夏洛特一起购买藏品,称夏洛特知道北京所有最好的古董店。)

1644年,来自满洲的满族游牧武士推翻了中国明王朝。根据1759年编纂的规范法律,满族人对代表身份等级、官职地位的服装色彩和样式,进行了严格限制。儒教认为,服装代表了普天下的等级,统治者位于顶端。因此,满族的服饰,也广泛接纳了儒教的等级学说。除此之外,道教和佛教的标志也很流行,满族服装的下摆部分,装饰着道教和佛教描绘的海洋、大地、波涛汹涌的大浪和高山。只有皇帝(和皇后)能够使用金黄色。只有皇帝和一品亲王,能够使用五爪龙图案。其他亲王的服装只能绘制四爪龙。在清代官员的外套上面,允许附带两块补子,一块在后背中央,一块在前胸正中。文官以不同飞禽表示官职;武将以走兽,通常是神兽代表级别。毛皮衬里帽子也同样表明穿戴者的身份,其明显标志是帽子上面的顶戴花翎。满族女性的身份,由其男性亲属的地位决定。清朝每年颁布两次法令,对官员的服饰进行严格管理。法令颁布当天,意味着可以脱掉厚重丝缎制成的冬装,换穿轻巧薄纱制成的夏装。薄纱的经纬编织密度低,通风透气。

普艾伦曾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紫禁城服饰展》编写过导览,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物展览。如他在导览中所言,直到1912年溥仪退位后,满族服饰才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当然不包括义和团起义后在灾难期间被抢劫的物品)。20世纪20年代,它们“像雪崩一样”流入美国。起初是宫廷太监们掠夺的东西,随后是溥仪及其随从从紫禁城被逐出后出现的东西。普艾伦写道:自1925年至1928年,“北京市场上到处都是清宫服饰,宛如波士顿公共绿地的麻雀”。1929年,市场上又涌入了大量戏服,据说来自热河(承德)的皇宫。

夏洛特收藏了500多件藏品:长袍、许多补子、袋子、钱包、手袋、发饰、头饰、鞋子、护甲套、护袖套、领子和袖口之类的长袍装饰物等。有一件半正式的男装叫“吉服”,属于皇帝举办吉礼活动时的服装。吉服上面的十二章纹饰,既代表帝王的权威,也象征“天子”的神圣职责。其他的吉祥标志,如圆形红色万寿符、蝙蝠和万字符等,都传递出对长寿和幸福的祝愿。此外,吉服上面还包括一些龙、四座斧头形山峰纹饰等装饰元素。水脚(下摆)处有象征大海的斜对角线纹饰。约翰·沃尔默是中国纺织品研究的主要权威。据他解释,皇帝身着吉服上朝时,会朝北面对龙椅;吉服上的四座山峰指向正北,借以表示满族赖以统治的天地宇宙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