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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世界和近代世界的哲人眼中，共同体排外主义不仅自然、正当，而且高尚、伟大。这种纯洁的骄傲仅仅属于自由国民，混杂和卑贱的帝国臣民永远无缘体验。罗马人的箴言是：公民死国，奴隶偷生。自由人在危险的战场上保卫共同体，当然不会在安全得多的市政厅广场上屈膝于小吏。奴隶从小学习向书吏的教鞭毕恭毕敬，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在武士面前坚守阵地。自由民的共同体注定是世界征服者，早晚会享用降虏的贡赋。降虏唯一的报复能力就是培养自己狡诈软弱的知识分子，将勇敢慷慨的征服者丑化为蛮族，借以掩饰自己的怯懦卑劣。麦考莱在《论马基雅维利》当中，出神入化地描绘了政治德性的真正含义：“征服者勇敢而果决，忠于承诺，深受宗教感情影响。同时，他们愚昧、武断、残酷。西方世界所有的艺术、科学和文学都集中于被征服者。他们的诗歌、哲学、绘画、建筑无可匹敌。他们礼仪优雅、洞察入微，随时准备无中生有。他们宽容、和蔼、人道，但几乎完全不具备勇气和诚实。每一个粗野的百夫长都可以安慰自己，他虽然智力低人一等，但知识和品味不过造就了无神论者、懦夫和奴隶。显著的差别长期存在，给尤维纳利斯犀利的讽刺诗预备了上好的题材。”

这种差异引出了主权或统治权的最大秘密。这个秘密既伟大又肮脏：有勇气，才有德性；能杀戮，才能统治。主权来自武力，而非劳动。共和国主权属于公民战士，福利源于抚恤金或血酬。公民可以不劳动，但不能不战斗。外邦人和降虏必须劳动，索取福利等于策划颠覆主人的叛乱。福利并不影响自由，只要不准蛮族阑入或损害私人武装。反之则不然。这方面的理解错误不是知识水平问题，而是降虏的阶级本能使然。美国黑人的解放始于自由黑人加入独立战争的企图，依靠二战和冷战的全民性质而成功。肯尼迪总统坦率地承认：如果美国需要黑人青年去柏林前线，民权法案就必不可少。在自由帝国的全球十字军面前，各州“特有的生活方式”算不了什么。当今之世只有两个共同体——十字军战士及其敌人。密西西比或卡罗来纳这样的地方性共同体及其边界只剩下历史的珍玩价值，不比哈德良时代的雅典宪法重要多少。耶和华每一次战胜来库古，美国就向世界帝国的终结点靠近一步。

斯蒂芬斯的理念会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欢乐的英格兰”，美国的特殊自由根本不是外邦人和外地人所能理解或模仿的，不想也不能输出自己并非普世的价值观和过于精巧的宪法结构。林肯的理念会把美国变成一个不以血缘和地缘而以信仰和认同为基础的圣徒－战士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原则上就应该包括所有渴望救赎的灵魂和所有热爱自由的生命。任何人阻碍自由帝国的群众大军，都相当于亵渎神明的政治版。苏联的存在暂时遮蔽了万国的视野，使他们忘记了查理二世从来不敢忘记的可怕真理：在以信仰和救赎为出发点的武装先知集团面前，以理性和功利为基础的武装先知集团只是可笑而脆弱的赝品。埃及变成“折断的芦苇”，以色列人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他们会说，历史是神意计划的一部分，罗马的使命和以色列的使命都写在经上。中国人如果不能理解这种信心，不妨对照一下儒生的谶学。在陈胜、吴广和李密、窦建德完成了他们的清道夫工作以后，史官和学究就会振振有词地总结关于天命和真命天子的教训。当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二者的重大差异：斯多葛派或儒家的人本主义和士大夫性质使他们只能凝聚社会的表浅部分，在犹太－基督教共同体决绝的信心和深入的组织面前不堪一击。

林肯没有理由怀疑神的大能，只是怀疑自己何德何能，居然蒙神青睐。1860年的共和党赋予自己马加比的驱除使命，将奴隶制问题上纲上线为不容妥协的神魔之争，断然拒绝通过政治交易取得联邦多数。在各州的联邦体系中，这样的选举前交易本应是一切高级政治的必要条件和自然特性。元老的智慧告诉我们：原教旨主义在党内的胜利将会造成绑架效应，给幼小的共和党打上极端分子的烙印。“联邦与自由一起要”的选民，本来是共和党的基础，将会恐惧地逃离林肯及其边缘政策。道格拉斯法官的高风亮节暂时挽救了共和党，使其没有立刻走上辉格党的分裂灭亡之路，却弥补不了该党自作自受的票房毒药纲领。然而，元老无法预料的怪事居然会发生：分裂和毁灭反而落到共和党的敌人头上，他们本来坐着都能赢。英国内战时期的骑士党和国会党每天祈祷，希望上帝让敌人混乱分裂，就是指望发生这样的事情。神居然会拣选黑马候选人林肯及其少数派政府，把开启帝国之路的大任交付给他们，林肯自己都感到战栗。他从不怀疑美国生来就负有的伟大使命，只是怀疑自己这个罪人够不够资格做工具。但他除了回到《圣经》，没有别的办法宽慰自己。上帝无所不能，并不需要人类的斗争，但他仍然允许人类这么做，自然有他的目的。他自己对谁是谁非没有把握，但上帝有把握。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