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3/19页）

从历史社会学角度分析，绝对主义国家有一个政治支柱和一个社会支柱。在欧洲大陆，政治支柱是官僚机构和常备军，他们是王室武断征税的产物，而他们的存在又使王室的进一步武断征税成为可能。这一恶性循环（对官僚食税集团而言是良性循环）终将毁坏社会自治能力，使官僚机构和国家成为同一概念，任何宪法上和政治上的变化都只能改变官僚机构的组织原则和政策方向，因为除此之外已经别无有效的统治方法。在英格兰，官僚机构和常备军几乎不存在（除海军以外），只有国教会勉强能（部分地）填补这两者的政治空间。这使17世纪英国的政治冲突与宗教冲突纠缠在一起，也使王室在钱袋子和枪杆子两大命脉上必须永远仰面求人。

社会支柱是马上得天下的封建旧贵族瓦解后，起家于乡绅地主和富裕市民阶级，凭借个人才智、勇气、劳绩，尤其是野心而发迹变泰、干禄公卿的新人，或者不如直呼为冒险家和暴发户。在法国，这批人称为长袍贵族（出身布尔乔亚，以法学家身份入仕，以君主国官僚特别是行政法院为归宿的新人），也就是孟德斯鸠认为应当为法国国运兴隆负责的那个集团[107]。大凡封建制度（The Feudal System）解体，君主专制（Absolutism）代兴之际，各国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新人崛起、世卿没落的场面，英国并不特殊。然而这一集团既没有被统治集团排斥，也没有被收编为绝对君主废封建、立郡县的官僚机构中坚力量，反而相当顺利地继承了与等级君主分庭抗礼的封建旧贵族在国会中和在社会上的势力；最后竟以市民（Bourgeois）和人民（Populace）当然领袖的身份出场，推翻君主专制；这倒确实是英格兰独有的自发秩序生成（Spontaneous Order[108]）。

1603年，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承伊丽莎白的王位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时，他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完成的绝对主义国家。

二、财政危机：光荣的道路一直通向坟墓

海洋使英格兰不需要常备军，但列强角逐的大环境仍然（在比欧洲大陆较轻的程度上）对王室财政提出了考验。亨利八世的财政模式依赖于抄没而后变卖教会产业获得的一次性收益，这使他可以暂时不对各阶级提出财政要求（也就是说，不必清除英国宪法中的封建残余——国会、普通法院、自治城市宪章之类，建立只忠于自己的强大官僚机构），也能维持绝对主义国家的门面——用文艺复兴时代偏爱的华丽语言，就是“君主的光荣之路” （The Path to Glory of the Monarchy）——豪奢的宫廷、积极的外交政策和永无止境的战争升级。

依靠土地财政或者说卖地财政，亨利八世一朝的岁入由40000镑增至136000镑[109]。然而好景不长，这些土地在亨利八世的海军建设和对法战争中，以及在伊丽莎白的西班牙战争和爱尔兰战争中典卖殆尽。有产者作为主要的买主，从中大获其益。纳税人（下院主要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并未承担战争的全部费用，却能享受作为强国的全部利益，这是亨利和伊丽莎白两朝国会颇为忠顺的重要原因，尽管他们个人的专横武断绝不亚于斯图亚特诸王。原来属于天主教会的产业到16世纪末大部分落入士绅和城镇有产者之手[110]——根据中世纪的惯例，教会的财富本来应该用于宗教、学术和社会福利等公益事务。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在国民经济中占最大份额的产业由公产转为私产，是近代社会的黎明。

自然，典卖土地的收益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旦岁入枯涸，君主必须面临选择，要么放弃“光荣之路”，要么向有产者转嫁负担。这时，布尔乔亚就会忘记自己由来已久的保王党立场，穿上贵族的靴子，用“人君自食其邑”的封建典章抗拒绝对君主的武断征税，用“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的部落遗俗（普通法）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英国有产者能够这样做，也是因为国会仍然存在，可以作为他们的政治凝结核。欧洲大陆的布尔乔亚过早地欢呼王权毁灭封建贵族（及其据点国会或等级会议），给他们带来了“国王的和平”，结果当绝对君主的需索超过他们的忍耐极限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不做保王党的机会了。

战争意味着财政灾难。外交界把伊丽莎白的吝啬和优柔寡断解释为妇女天然的弱点，清教徒又把詹姆斯的畏惧战争解释为外来王室对英格兰民族事业的不忠。但是账单比个人性格和意识形态更能解释王室对和平的渴望。伊丽莎白一朝末年，为了支付西班牙战争和爱尔兰战争的费用，王室出售了价值800 000镑的土地，给詹姆斯留下的只有100000镑债务。詹姆斯继位第一年的土地收入只有十二年前的四分之三。国王结束了两场战争，但他仍不得不出售价值775000镑的土地。詹姆斯一世的财政大臣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说：“国王出售土地，不仅卖掉了他的收益，也卖掉了他的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