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中，天下乌鸦才会一般黑（第2/3页）

针对这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乃至完全谬误的断语，巴林顿·摩尔只提出了一项解释：这样可以方便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予以对比。这样一来，本书就要沦为循环论证，因为此前和此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几种革命可以相提并论。这种提法本来应该是作者负责证明的假设，他却预先以假设为定理，反过来根据自己的假设筛选自己的材料。他试图以社会统计学支持历史论断，然而搜集的统计资料鲜有符合史料标准的。即使以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标准，他引用的史学著作都已经严重过时，何况最近三十年来，英国新政治史和地方史研究经历了深刻的革命。今天的英国史专家只要瞥一眼本书的参考资料，就会断定它们只具备珍玩价值。

如前所述，本书唯一靠谱的历史叙述存在于英国史部分。涉及美国、法国、日本、中国、印度的部分，质量远不及英国部分。凡是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能看出，巴林顿·摩尔的方法是先编织线索，然后沿着线索部署史料。如果史料不足，就选择最接近的内容，然后重新解释。用中国传统学术语言形容，本书属于“经学”，而非“史学”。前者运用的材料最好是真的，但如果不符合“微言大义”的需要，这方面是可以妥协的；后者体现的意义最好是符合需要的，但如果材料不配合，也可以满足于存材料而不论意义。康有为和廖季平如果对世界史感兴趣，完全可能像他一样将印度教暴力分子列入无产阶级革命家系列。

中国读者很容易忽视西方学者的形而下层面，或是天真地高估他们的客观中立程度。在这些地方，中国读者难免有莫名其妙的感觉，所以有必要补充点背景知识。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粉红色文化圈[5]内，尼赫鲁的印度和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代表最可爱的费边式中左路线：和平，进步，既反西方，又不加入共产主义联盟。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却代表最邪恶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路线：坚决反共，加入西方组织的“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建国理由就是为前宗主国（大英帝国）牵制独立的反殖民主义大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历史人物和历史团体的评价通常不取决于其本身，而是取决于他们真实或假想的政治继承人有没有跟作者搞好关系。“祸延考妣”“泽及枯骨”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不用说，在粉红色左派的圈子里，“法西斯”的定义与历史上的墨索里尼没有多少关系，比较接近于情人口中的“因为你坏嘛”。这个神奇的动物园包括了从伊斯兰学者到波兰工会的各色人物和团队，唯一共同点在于，这些人都曾经或打算利用西方势力对抗他们的共产党邻居。如果出身相同、行径类似的人曾经或打算利用苏联势力对抗他们的美国霸主，他们就会被称为“进步人士”。读者只要掌握了上述简要原则，本书涉及印度、中国、日本的部分就可以不读，甚至最好不读。如果不幸读过全文，你很可能会不幸地记住作者列举的历史证据，而在复述时顺口带出来，这样，你会因为作者的不专业而受到不应有的嘲笑。如果你只运用上述原理，就完全能够自己推出同样的结论，而且发言时只有结论没有证据。这样，别人即使高度怀疑你的结论，也不大可能提出质疑。证据需要验证，结论只需要相信就够了。

现在，请允许我们用白话（相对于各种专业黑话）解释一下作者的结论。他的结论就是拉斯基、费孝通、印度国大党和中国民盟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观点。所有传统社会大同小异，人类社会有普遍规律；西方民主、苏联和轴心国代表现代化的三种路径，其他落后国家必须在三者当中作出选择；费边式粉红色主义再好不过，搞好费边主义就能避免赤化或法西斯化，已经发生的赤化或法西斯化是费边主义失败的产物。他的材料是不堪一击的，结论是先于材料设定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结论必定错误。我们只能证明一件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内，历史没有根据这种假设发展。

在二战结束后那个短暂的模糊时期，费边式改良主义一度拥有比苏联－布尔什维克运动更强大的群众基础。依据简单化的民主理论，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前途。然而，苏联有更简单、更可靠的程序：极少数先锋队对精英阶级施行深度渗透和外围统战，劫持政治、经济、文化的要害部门，然后由近及远地清算和改造远离力量中心的社会各阶级。这种程序一旦开始，任何组织松散、依赖散沙群众的异己势力早晚逃不了先被统战再被消灭的命运。在巴林顿·摩尔所谓的“传统社会”中，只有他所谓的“法西斯”（我们今天更习惯称之为“威权主义”）才能替代苏联路线。如果威权主义成功（李光耀或朴正熙的机会至少大于宋教仁或李承晚），某种资本主义社会就要在他们的卵翼下成熟。这种社会将会自动产生巴林顿·摩尔喜爱的粉红色左派，正如苏联及其盟邦会自动消灭他这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