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第5/7页）
有些读者也许会批评这个观点，认为军事力量一直比我们这里说的要重要。我欢迎这样的批评，在这里，我把军事力量只看作战后美国霸权的参考性条件而不是一个变量。然而，任何对这个观点的批评都应该记住，我在这一章和第三部分试图解释的问题不是霸权的根源（其根源主要在国内制度、基础性的资源和技术发展上，而不是在军事力量上），而是霸权的变化对发达工业化国家间合作关系造成的影响上。我试图解释美国主导地位对国际经济机制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主导地位的衰落对这些机制的影响。如果这些问题（而不是其他可能让人感兴趣的问题）只有通过更深入地研究军事力量关系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得到理解，那么，这个假设性的批评才可能危及我的论证。
马克思主义对霸权的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根本性力量是阶级斗争和不平等的发展；国际史是动态发展的和辩证的，而不是循环的；国家的行动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反映。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如果不在由进化模式和资本主义功能需要而塑造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理解霸权或者国际制度的运作，谈论霸权或者国际制度的运作是没有意义的。决定论者把这些东西视为必要的规律。而历史决定论者可能认为这种模式为我们理解一个漫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个历史过程很明显地受到过去发生事件的影响：人们创造他们的历史，但不是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来创造。
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都是从分析资本主义开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的进步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矛盾是注定要出现的。这些矛盾以利润率的停滞和衰落趋势等形式表现出来（Cohen, 1978; Fine and Harris, 1979; Mandel, 1974），但是，即使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矛盾同时也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中反映出来（Habermas, 1973/1976）。任何“霸权的危机”本质上将必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Arrighi, 1982; Campen and MacEwan, 1982; Sweezy and Magdoff, 1972）。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使用霸权的概念，含蓄地把它简单界定为一种主导地位，作为分析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现象的一种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重商主义者来说，财富和权力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彼此互相依靠。就如席尔文（Sylvan, 1981）所指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布劳克（Fred Block）的分析与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吉尔平的分析是非常接近的，两者都强调美国霸权在创造战后世界秩序中的作用，以及美国霸权衰落给人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影响。
沃勒斯坦的研究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他竭力强调现代世界的历史应该被看作是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除了因为地理因素、独特的历史原因或者运气而产生的相对小的偶然事件外，“世界市场力量的运作加速了差异的出现，使它们制度化，并在长时期内是不可能被超越的”（Wallerstein, 1979, p.21）。虽然如此，当考虑到特定的时期时，沃勒斯坦强调的仍是霸权和军事力量的作用。17世纪荷兰的经济霸权不是被世界市场体系的运作或者资本主义的矛盾所毁灭的，而是由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力量所毁灭的（Wallerstein, 1980, pp.38—39）。
使用重商主义范畴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一些分析上的模棱两可之处，从而不得不处理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难维持阶级中心的分析，因为为了解释国际事件，分析的单位转换到国家层次而不是阶级层次上。这是布劳克和沃勒斯坦共同面临的问题，他们采用的国家中心的分析方法把阶级的概念降格到政治经济的朦胧背景之下（Brenner, 1977; Skocpol, 1977; Sylvan, 1981）。国家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困境还反映在很早时候列宁和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论战上（Lenin, 1917/1939, pp.93—94）。列宁声称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无法克服的，以反对考茨基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保持相当长时期的联合而得到克服的观点。
美国霸权在战后20多年的成功运作，支持了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可能是稳定的预言，而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6]但是，这还不能解决“超帝国主义”在没有霸权存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维持下去这个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分析当代形势，将会坚持认为超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美国霸权——正在逐步地崩溃，从而导致持续增加的国际无序状态。当前的议题是“这种霸权的崩溃最终导致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还是世界社会的一种革命性的重构，抑或是搏斗中的阶级和国家的共同毁灭”（Arrighi, 1982, p.108）。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超帝国主义”是否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新的协调努力中得到复兴，或者相反？资本主义内部或者资本主义与国家系统并存中的本质矛盾，是否使这种复兴变得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