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第2/3页）

桑默斯（F.Summers，当时叫作费尔南·史奈德）让我得以一窥法国拖网扫雷舰上另一个层面的有趣生活。桑默斯先生是敦刻尔克本地人，格外与众不同。他一开始加入法国海军参战，最后从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总而言之，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

在德国，我专注于访谈老飞行员，因为德国空军的成败攸关了敦刻尔克的命运。我觉得我的问题得到坦诚的答复，为此，我深深感谢法尔克（Wolfgang Falck）、嘉兰德和曼奈特（Hans Mahnert）。埃勒曼上校（Rudi Erlemann）在一九四〇年还是个小男孩，但是等到我逼着他帮忙时，他已经是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空军随员。他对德国空军的表现充满了精辟见解。

至于德国的其他面向，我受惠于五十六步兵师的信号员费格纳（Willy Felgner）；卢格海军中将（Friedrich Ruge）一名睿智的老水手，对德国海军的表现有深刻评论；戈培尔宣传队的摄影师施密特（Georg Smidt），以及曾经跟希特勒亲口谈论敦刻尔克事件的斯皮尔（Albert Spper）。斯皮尔不经意地提起，任何人若是以为希特勒有意“放英国人一马”，那就太不了解元首了。

有关敦刻尔克的书面资料浩如烟海，幸运的是，有一大群工作认真的文件管理员和图书馆员随时准备好协助有心研究的学者。在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福朗克兰博士（Noble Frankland）的热心员工让我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特殊藏品管理员萝丝·库姆斯（Rose Coombs）是无数美国研究员的女英雄，我也不例外。

海军历史分会的主管戴维·布朗（David Brown）热忱欢迎我，他的助手瑟尔凯托小姐（M.Thirkettle）对于哪些船只参与或没参与敦刻尔克行动，具备了渊博的知识。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图书馆员安德鲁·奈勒（Andrew Naylor），以及皇家空军博物馆的理乍得·布莱奇（Richard Brech）都给了我许多有用的建议。

全英国各地各个军团司令部的秘书都非常乐于帮忙。我尤其感谢冷溪卫队的贝茨中校（F.A.D.Betts）、掷弹兵卫队的林赛少校（Oliver Lindsay）、达勒姆轻步兵团的汉佛瑞中校（R.E.Humphreys）、格洛斯特军团的雷迪斯中校（H.L.T.Radice），以及皇家爱尔兰游骑兵团的查尔利中校（W.R.H.Charley）。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协会的金恩小姐（E.M.Keen）不仅提供数据，还帮忙安排一场会议，让我跟许多加来老兵见面会谈。

在航海方面，敦刻尔克小型船只协会一直积极帮助我辨认各种船只。这个组织必定是全世界最不寻常的游艇俱乐部：取得会员身份的是船，不是船主。通过协会的努力，一百二十六艘敦刻尔克小型船只受到精心保存。协会的文件管理员约翰·奈特（John Knight）对这些船只了如指掌，并且大方分享他的知识。在此特别向布雷马尔号（Braymar）的船主哈利·摩斯（Harry Moss）致意，他招待我参加了一九七八年的试航晚宴。

我从塔夫造船厂之行得到了丰硕成果，得知这些小船是如何集结和分派人手。这个家族企业目前的老板，罗伯特·塔夫（Robert O.Tough）百忙之中抽空翻出造船厂中有关撤退行动的档案。我无法前往蒂尔伯利，但那并不妨碍蒂尔伯利承包集团的秘书塞吉维克（C.E.Sedgwick）帮忙，该公司有三艘疏浚船前往敦刻尔克，他大方地为我影印三位船长当年递交的报告。

德国文件管理员跟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耐心且乐于助人。他们似乎怎样都不嫌麻烦，毫不厌倦地找书和记录供我阅读。衷心感谢弗莱堡的德国联邦军事档案库、斯图加特的当代史图书馆，以及慕尼黑的当代历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等地方的杰出馆员。科布伦兹（Koblenz）的联邦档案馆拥有丰富的照片馆藏，我也十分感激这里的馆员为我提供一切所需。

作家永远用得着有帮助的线索，幸运的是，大西洋两岸有许多知情人士愿意为我指点迷津。在英国，这支忠实的乐队包括库珀、科尔林（David Curling）、迪凡恩、霍夫（Dick Hough）、肯普（Peter Kemp）、勒温（Ronald Lewin）、梅契尔（Roger Machell）、米德布鲁克（Martin Middlebrook）、李察斯、罗斯基尔和索隆（Dan Solon）。在美国则有霍灵（Dolph Hoehling）、马洪尼（Tom Mahoney）、米克（Sam Meek）、米德尔顿（Drew Middleton）、皮诺（Roger Pineau）、谢弗（Ed Schaefer）、希布鲁克（Jack Seabrook）、斯坦普（Bill Stump）和托蓝。有些人（例如勒温和托蓝）中断自己的写作来帮助我——或许只有另一个写作之人才能真正体会这是多大的牺牲。

有一项极不寻常的馈礼，值得在此特别一提。一九七〇年，已故的罗伯特·卡尔斯（Robert Carse）写了Dunkirk-1940——一本包含许多第一手描述的有趣作品。让我又惊又喜的是，十年后，卡尔斯先生的女儿珍妮·米契尔（Jean Mitchell）及一位家族朋友——退役的美国海军中将高登·麦克林托克（Gordon McLintock），把卡尔斯先生的笔记以及他跟许多敦刻尔克参与者往来的书信转交给我。虽然这些数据最后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但却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事件背景，并有助于核实我自己的数据源。我深深感激米契尔小姐和麦克林托克将军的细心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