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国大脑计划：自下而上的超级工程（第6/7页）

人工智能是普世的吗？当然。这是目标，但这种普世注定不是某个单一国家能给予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像生物进化一样充满多元竞争和地方特色。值得玩味的是，美国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赛道上竞逐时，却意外地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

2016年末，IBM的医疗机器人Watson落地山东。这个在美国大获成功的机器人，一来到中国“打工”就被语言绊住了。IBM在汉语素材上欠缺积累，让这次合作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裂痕。Watson这位“技术大神”能够听懂世界上多种语言，却对上海话、广东话、闽南语无能为力。

这不是一个孤例，由东西方生活、思维、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历史上从不罕见。

同样是搜索，中外网友的关注点全然不同。在2015年谷歌人物热搜榜上，排名第一的是NBA球星拉玛尔·奥多姆（Lamar Odom），第二名是女子格斗家隆达·罗西（Ronda Rousey），第三名是美国电视节目名人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这几个人物恐怕只会出现在极少数中国人的搜索框中。而在2015年百度人物热搜榜上，排名靠前的是金星、王思聪，顿时“接地气”许多。

在硬币的另一面，微软聊天机器人TAY在推特上玩耍了24小时，就学会满口脏话、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倒是非常的“美国特色”。

显然，在多元化的网络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构能“独当一面”。只有不同文化、经济、政治背景的基因进行竞争，才能对网民的需求做出全面恰当的回应。

从国情来看，中国发展人工智能较欧美国家有着更强烈的内在驱动，这种驱动来自民间。百度搜索统计显示，有关“服务”的搜索请求数量始终在迅速增长：2014年比2013年增长了133%。2016年在基数更大的情况下，仍有153%的增长。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上，中国比美国更普及。中国网民早已习惯于诉诸互联网寻求服务。如今中国每100张电影票中就有55张是通过网络下单预订的。与之对应的是，互联网服务在美国电影行业的渗透率只有20%，也就是说100张电影票中只有20张是网上订票。比如，中国餐饮行业的互联网渗透率是2%时，美国只有1%。

中国之大，之特殊，要高效实现中国网民的服务需求，人工智能创新就是一条必由之路。

驱动的另一个源头则是产业焦虑。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很快。放眼全球，工业越来越自动化和智能化，高端制造业可能会回到欧美，而低端制造业已开始流向越南等国。如果不在短时间内完成产业转型，中国制造业将面临“空心化”的困境：高端制造业、低端制造业都将流出中国——这个转型，能不依赖人工智能这一环吗？

尽管局势紧迫，但中国的实力值得看好。中国企业的执行力、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都是新兴产业的强力后援。

如果说网民的需求是“天时”，企业与政府的合作是“人和”，数据则是中国大脑发展必不可少的“地利”。在这一领域，中国更是得天独厚。

庞大的人口规模、复杂的社会环境和面向不同应用场景的互联网企业，汇合收集这个数据全集意义非凡。可以预见，不久的未来除了个人数据，依托于公共环境或者政府背景而产生和积累的数据，如汽车注册信息、学籍学历、犯罪记录等，将以加密的方式形成个人基础电子档案。企业与市场通过服务输出获取的数据，如信用卡账单、消费记录、网站浏览偏好、惯用手机品牌等，则将以用户授权的方式再次转化为服务回馈给使用者。

这里的“使用者”，不是会编码、能建模的“码农”博士，而是普通的公众群体。让更多的人也能便捷地使用智能设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福利。

当年，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带动大批企业成长创新，美国军方用于“冷战”对抗的ARPAnet（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的计算机网）衍生出了互联网。中国大脑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超级工程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也远不止是涌现一批明星科技企业和科技成果，而是将切实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提供服务和动力。

2017年，百度获批筹建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由百度研究院院长林元庆、百度深度学习实验室杰出科学家徐伟，清华大学的张钹院士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未院士组成团队班子。百度将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等共建单位一起，将企业优势资源整合，建设“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研究机构，从研究突破、产业合作、技术成果转让、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升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整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