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鹭（第3/5页）

“我们的邻居？”她说。

“是的，邻居。”

她摇摇头。

“他死了。”她说。

“什么？”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点点头。伊巴夫和他父亲一样做了卡车司机，从森林里拉木材到伊巴丹。干了两年后，他的卡车在路上打滑，掉进了路边一个因为严重风化而形成的深坑，不幸身亡。

在她讲述的过程中，我屏住了呼吸。我同这个男孩从小玩到大；从一开始，他就在。他还跟我的哥哥们和我去过奥米-阿拉河边钓鱼。太可怕了。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

“大概两年前。”母亲说。

“不对！两年半以前。”戴维插嘴说。

我抬头看他，一股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想了想，那是一九九二年，或者一九九三年，或者一九九四年，或者一九九五年，或者一九九六年，当时波贾就是这样纠正母亲的。但这不是波贾，是比他小得多的弟弟。

“对了，”母亲想笑又没笑，“是两年半以前。”

伊巴夫的死讯给我带来的震动甚至更大，因为我从没想过，在我坐牢期间，我认识的人可能会死。事实上，我认识的人有好些都死了。汽车修理工博德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死于交通事故。父亲在信里提到过这件事，我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愤怒。那封信的最后三行充满感情，铿锵有力，让我多年后仍然无法忘记：

每天都有年轻人被名为道路实为满是车辙、破烂不堪的“死亡陷阱”夺去生命。然而，阿索岩上的人声称这个国家会好起来。问题就在这儿，他们的谎言就是问题所在。

一名孕妇冒冒失失地跑上了公路，父亲赶紧刹车。那女人一边穿过公路一边挥手致歉。很快，我们转进了一个街口，我觉得就是我们家所在的那条街。之前经过的街道都被清理过了，新建筑比比皆是，好像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世界本身也重生了。熟悉的房屋突然出现在眼前，就像刚打过仗的战场尽头的风景。我看到阿布鲁的破卡车曾经占据的地方，那里只剩几块烂铁，如倒下的树木般混迹于埃桑草丛。一只母鸡带着小鸡在那里觅食。它们的喙机械地在土里一点一点。这景象让我吃惊。我不知道那卡车后来怎样了，是谁把它弄走的。我又开始想奥班比。

离家越近，我越想他。我刚刚雀跃起来的心情又要低落下去了。我开始觉得，关于阳光明媚的未来的想法不会持续很久，如果奥班比不回来的话。它会像中弹的人那样脚步蹒跚，然后倒地而亡。父亲告诉过我，母亲相信奥班比已经死了。他说，四年前，她刚从休斯主教精神病院住了一年出来，埋下了一张奥班比的照片。她说她梦到阿布鲁杀了奥班比，跟当初杀死他的亲哥哥时一样，用一根长矛把奥班比钉在了墙上。在梦里，她竭力想把他从墙上拉下来，但最终他还是在她眼前慢慢死去。她相信这个梦是真的，于是开始为奥班比哀悼，她一直哭，怎么安抚都没用。父亲虽然不信，但为了让她好起来，还是同意了她的说法。他的朋友亨利·奥比阿拉建议说，就随她去吧，争辩无益。最初，戴维和恩肯不信，他们说阿布鲁已经死了，不可能杀死奥班比，但父亲警告了他们，他们于是不再质疑。母亲强迫父亲和她一起参加一个仪式，把奥班比葬在伊肯纳身边。她威胁说，要是他不去，她就自杀。父亲去了。可她葬的不是奥班比，而是一张奥班比的照片。

父亲的改变太大了。他说话的时候不再跟人有眼神交流。在监狱接待大厅里，他跟我说母亲的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以前的他要强势些；因为生了这么多孩子遭人讥笑，他毫不动摇，声称这是为了在家庭里实现多元成功。“我的孩子们会成为伟人，”他说，“他们会成为律师、医生、工程师。还有，瞧，我们的奥班比已经是个士兵了。”多年来，他一直怀抱着这些梦想。他不知道，他所怀抱的不是梦想，而是腐烂很久的、生蛆的狂想；现在，它们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我们到家时，天都快黑了。有个女孩出来开院门。我马上——但不是第一眼——就认出这是恩肯。她的脸跟母亲一模一样，个子比一般七岁的孩子高。她梳着及背的辫子。我一看到她就意识到，她和戴维是白鹭：暴风雨后现身的鸽子般雪白的鸟儿。虽然他俩在给我们家以沉重打击的暴风雨来临之前已经出生，但他们没有切身体会。他们像在狂风暴雨中安然高卧的人一样，一觉醒来，暴风雨已经过去了。虽说他们在母亲第一次住院时略略感受到了一些风雨，但那只是遥远的呜咽，不足以吵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