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中国新年（第7/10页）

他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一个中国男人穿着毕业礼服，站在哥伦比亚的红砖楼前。相片中的男人比徐先生年轻得多，面带微笑。他的胳膊搂着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校园看起来明净干洁。

“那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徐先生自豪地说。“那是他的妻子——她也是中国人，但她在美国长大。”

“他们曾经来探访过你吗？”

“没有，”他说。“我从来没见过我弟弟。”

他说完后，那堆信显得更沉了。我正想问到他们是如何分散的，他女儿插话了，问到我觉得在纽约大学教书可以挣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说。“但那是个很好的大学。也许他一年至少挣五万美元。”

“他也有一辆车，”徐先生说。

“大多数美国人都有，”我说。

“一辆车花多少钱？”

“看情况。通常是一万块多一点。”

“那他的工资肯定有多的，尤其是她也工作。在他的信里他不怎么提到钱。”

“唔，我想他们的房租会很贵，你知道。在美国生活的开销是很高的，尤其是在纽约。”

“他的岳父给他们买了套房子。也许他们可以存很多钱，是不是？”

我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想要了解什么，但看上去，他们只是好奇，想要知道那个男人在美国的生活是个什么样。他们问我如何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还问我在美国教书是怎样。我们聊了一会儿政治，而徐先生问了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坐在那堆信的边上，没什么问题比这个分量更重了。我回答说我从来没去过台湾，所以我并不了解。

“大多数美国人怎么想？”他继续加压。

“多数美国人也不很了解这个问题。我想多数人希望和平。”

“他们认为台湾一个独立国家，是不是？”

我很高兴至少我们改换了发音——每次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总是想用“他们美国”，而不是“我的美国”。那是一个小小的，然而重要的区别，但我依然觉得很难回答他。

“多数美国人觉得台湾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说。“它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经济。但美国人知道它的历史与文化和大陆一样。也许他们觉得它应该回归中国，但只是在台湾人准备好了的时候。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比香港复杂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满意了。我想向他问问那个兄弟的情况，但我心里觉得还是换个时候跟孔老师谈比较安全。我问徐先生丰都过去是怎样。

“当毛泽东当领导的时候，”他说，“所有一切都很糟。我们不能跟像你这样的外国人说话。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点自由，也没有权利。但在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后，所有事情都有改善了。现在好些了。”

这跟我经常从四川人那儿听来的一样，只是徐先生对毛的观点要直率得多。他有一幅邓小平的画像，显眼地挂在电视机上方。

在我们渡江时，徐桦告诉我她会开车。我们在一条老旧的电动渡船上往南岸区，那儿新的移民城正在建设当中。当时我们正在谈些别的话题，突然间，徐桦告诉我她懂得开车。

我在涪陵已经住了很久，足以明白这一点值得钦佩。“是为了你的工作吗？”

“不，”她说。“我在业余时间学的。”

“就为了玩？”

“是的，那是我的爱好。”

“那肯定很贵吧。我知道在涪陵很贵。”

“在厦门要贵多了——它花了我六千块钱，上培训课。但我想有一天我会有能力买车的，所以我想要现在就去学。这就像你们美国——美国人不是都有车吗？”

“是的。即便学生都有——我在高中时就买了一辆。”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生活水平上升那么快，最终人们也会有能力买他们的车，就像你们美国人那样。”

渡船在长江的心脏缓缓摇摆着前行。我眼前短暂出现了涪陵二十年后的交通景象，相当吓人。徐桦继续说着。

“我想去你们美国，”她说。“尤其是纽约。也许有一天我会去那儿出差，为我的公司。”

几个星期后，我跟孔老师上课，问到了他的岳父。他解释说，徐先生的父亲是从武汉的大学毕业的，之后，国民党派了他去成都做电台工作。那是在1940年代，最后，他被调去了台北，那是台湾的首都。他的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身后，跟丰都的亲戚在一起。这次调动不是永久性的，徐先生的父亲总以为他会回到四川的家。

但在1949年后，当国民党逃去了台湾，这一家人就永久分开了。他们不能交流信件，而徐先生，当时还是小孩，开始了一个漫长而倒霉无助的人生。

“在解放后，他们的生活很艰难，”孔老师解释说。“他的母亲头几年就饿死了，因为乡下的情况很糟。孩子们勉强活了过来，一旦开始上学，又得面对许多迫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台湾。在文革期间，他们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在那时有黑九类——你知道那些吗？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间谍，走资本主义路线，还有臭老九，那是指知识分子。你和我都算是臭老九了——现在有时我们老师也互相那么叫，当作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