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讲 说理的目的与环境（第3/4页）

对于公共说理，宽容的价值往往是从反面来理解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宽容，个人便可能会因为他所说的理而遇到不幸，或者仅仅因为说理这一行为而遭受危害。宽容是一种中介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价值，它是实现某些实质性的基本价值（尊严、自由、平等）的条件，而非最终结果。人们以实质性的基本价值来构筑种种关于“好社会”的理念，而宽容则不足以支撑这一类的理念。例如，我们可以说，好的社会是一个正义的、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但我们却不能说，一个好社会只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如果大多数人宽容非正义、不自由和不平等，这样的社会哪里能称得上好社会?宽容只涉及人们相互对待不同看法的态度，但它自己却并不是一种实质价值。宽容是让实质性基本价值的共识逐渐浮出不同看法的保证和条件，它起的是一种过程的作用。没有宽容，不同的意见就会因冲突而导致暴力、压制、迫害、杀戮或战争。没有宽容，人们就不能和平地取得关于基本价值或其他事情的共识。

在寻求更为高尚的共同目标——好生活——的过程中，人们离不开宽容。宽容首先是他们通过说理来应对现实多元和冲突的唯一有效手段，并因此也成为一种起码的社会美德。宽容所起的主要作用是设置限度。在多元社会中，人们关于基本价值观意义的争论和说理，有权者对弱者的所作所为，多数人（政治、社会、道德、民族等）对少数人的所言所行，这些都需要由宽容来设置限度。宽容的限度与压迫、专制和暴力所设置的限度是不同的。我们之所以称宽容为美德，就是因为它可以一步步带领人们走出习以为常的压迫、专制和暴力。

理在哪里和说理环境

在宽容的说理环境中，人们往往为了达到某种或然性的真实共识而进行说理辩论。这决定了公共说理在一个民主生活中的基本性质和作用。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布斯（Wayne C. Booth）说过，“民主必须依靠这样一种公民，他们能够为自己进行说理，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证明的，至少是有或然性的”。许多在公共说理中讨论的事情是不可能达到绝对确定性的。正如斯通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所说：“议会必须作出对付未来情况的政策决定，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法庭必须断定过去的一件事情中实际发生了什么，而在这一点上，诚实的证人提供的情况常常有很显著的不同”，“人不需要讨论确定的事，需要讨论的是不确定的事，在这上面，他们判断的不过是或然性而已”。不对任何具有绝对确定性的东西（永远正确的主义、原则、政党、领导）抱有虚幻而不实际的期望，接受与人的社会生活共存的或然性，这样来看待公共说理能够达到的东西，不应该是令人沮丧的，反而应该令人鼓舞，因为它能增强人自己治理自己，自己造就共同的“好生活”的决心。

群体共同的“好生活”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什么是正当和适当的欲望、正派的行为、应有的个人品格、人际间的待人接物之道、社会道德观、政治价值观等等。在涉及这些价值的说理时，往往需要诉诸某种共同认可的权威——如法律、传统、道德习惯，而在这些之上则还有更高的权威——神法、自然法、普世价值、人权等等。权威不等于权力，权威是人以自由的人格和理性去服从的，而权力则是通过害怕、恐惧和强制发生作用。说理需要权威而非权力，是因为真正的权威需要有“理”的根基。在日常生活的公共说理中，人们越是经常地引用或诉诸公认的权威（如宪法、拥有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有关解释宪法的判决先例），就越是有理可说。越是有理可说，有说理的地方，也就越是有说理的习惯。反之，就算是有说理的技能和知识，如果没有可说之理，或无处可去说理，也照样说不起理来。

在一个人们普遍说理的社会里，人们诉诸宪法或具有立国价值意义的文献，如美国的宪法、《独立宣言》、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例、由选民代表所订立的法律、法规，这些文献体现了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和人际交往的规范。宗教信徒们还会把《圣经》或《古兰经》这样的文本视为神圣的价值指引。这些价值指导，如《圣经》中的十诫，是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习俗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习俗也因此成为说理的价值来源和支持。说理要知道理的权威根据在哪里，理是存在于权威根据之中的，而权威则必须是公认的、持之以恒的、有章可循的权威。

无论是像宪法这样的法治权威，还是像《圣经》或《古兰经》这样的宗教权威，人们把它们认同为理的来源，都不是简单的服从，而必须成为一种信仰。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法一度只是为权力统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人们所信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范。即便如此，法也常常不被遵守。法因此不可能具有信仰的价值作用。人们服从法律，主要是出于害怕法律的惩罚，并没有将它内化为一种共同规范。即便在需要时引用法律，也往往是功利性的，不过是出于临时抱佛脚的需要，期求满足的只是一个具体的要求。连最高的宪法也是如此。宪法也曾形同虚设，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他只是在需要宪法护身的时候，才把它拿在手里。当宪法不能进入人心、不能成为人们信仰的时候，拿在手里又能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