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伦理说理和价值观（第2/4页）

并非所有的公共说理都会有一个政治的或法律的最终结论，而大多数的公共说理也不应该以得到一个绝对的、我对你错的、唯一的正确结论为其目的。

说理的一方不应该把不同意见视为“敌对”或者“势不两立”的一方。在说理时，人们是在说“理”，实用性的“理”诉诸人们的利益意识，如“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伦理性的“理”则诉诸人们的道德意识，如“自由是人应该拥有的权利”。当实用性的“理”与伦理性的“理”有所冲突的时候，孰轻孰重可以成为个人的选择，他可以以实用性的“理”为优先，也可以以伦理性的“理”为优先。

然而，即便如此，在个人决定优先后面仍然有一个被群体共同认可的伦理原则——他有这么做的“自由”和“权利”。个人有选择的“自由”是好的，“强迫”别人，不允许他自由选择是不好的。因此，任何公共说理，功利实用的也好，价值论断的也罢，都会倚重群体共同遵守的一些伦理准则，人们往往将这些伦理准则称为核心价值。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越明确，越深得人心，伦理就越成为公共说理的一个关键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价值概念和价值原则

美国作家克勒奇（Joseph Wood Krutch）说：“每一种新价值的诞生，都使人类的存在获得一种新的意义。每一种价值死去的时候，那一部分的存在意义也就跟随着消亡。”一个没有价值观的群体是不能说真正存在的。伦理说理是从价值观念开始的，人们形成伦理的价值观念，需要先有一些伦理概念（名词），如公正、正义、自由、平等、尊严、宽容、人道、诚实、诚信，反面的有暴力、伤害、羞辱、残害、杀害。然后需要有一个关于伦理概念的看法陈述（句子），也就是关于这个伦理观念的原则。对同一个伦理价值概念，如“自由”，人们可以作出不同的陈述，例如，“人生而自由”，或者“反对自由主义”。又如，对于“人道”，不同的人可以提出，“社会应该尊重人道的原则”，或者提出，“人道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不同的提法是关于“人道”不同的普遍原则陈述。但是，同一个价值概念名词在两个不同陈述中的实际含义其实是不同的。

很少有人会直接否定一个被普遍认同的伦理价值概念本身，例如，很少有人会说公正、正义、自由、平等、尊严是不对的，是应该抛弃的价值。如果要否定这些价值，需要先把它们与某种“坏”或“恶”的东西捆绑到一起，然后再予以否定，这叫“倾向性解释”（spin），也就是先扭曲，再否定。即使那些被公认为不道德的人，也很少有以不道德的名义去做不道德之事的。例如，希特勒杀害犹太人，他不会说自己是“残害生命”，而会说自己是为世界“除害”，因为犹太人是侵蚀优等人类的“细菌”。

人们不仅会对同一个伦理价值概念作出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陈述，而且还会用完全不同的价值概念去看待和指称同一个行为。“9·11”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有的人称之为恐怖主义的“残害”，有的人则称之为反抗西方霸权的“正义”之举。

有人认为，伦理道德是相对而言的，个人对伦理的认识就如同穿衣吃饭的喜好和口味，本来就是各不相同，所以在公共说理中讨论或涉及伦理道德是没有意义的。在一个说理的而不是凭武力解决问题的社会里，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总是会有谈及伦理的需要和理由。

首先，我们不管做什么，说什么，总是会试图用某种伦理理由去说服别人。尽管有许多人认为，“对”与“不对”这样的伦理观点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看法，但事实上，在与他人相处和需要说服对方时，他们并不只是把伦理当作个人的看法。例如，我说，“安乐死是错误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可能会说，“你的看法既不对，也不错，只是你正好不喜欢安乐死，而我则没有什么不喜欢”。但是，如果你对安乐死不是完全无动于衷，而是有一个与我不同的立场，你就可能告诉我说，安乐死对减轻病患痛苦其实是有好处的，是一种人道行为。你说这些理由，不一定是为了要改变我的想法，但至少是为了表明，你对别人的痛苦并不是漠不关心的，而且，你也不是一个对问题没有思考便信口胡说的人。

其次，价值判断并不都是“非事实”的。有人说，价值判断是看法，看法不同于事实，认定事实可以用一个客观陈述，而价值判断则无法运用这样的陈述。但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例如，2010年11月，有一个视频在网上流传，“一位少女用玻璃板压住一只小白兔，然后坐在玻璃板上”。我作这样的陈述，所有看过这个视频的人都会同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我说，“这位少女正在虐待动物，这是不道德的”，有人可能认为我所作的不是一个事实陈述，而是一种主观看法，因为我用了“虐待”和“不道德”这样的伦理判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