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第2/14页）

如何识别不同的“主张”

说理提出的主张应当是关于具体议题的主张。不管是就一个问题还是一件事情，或是与他人论理，都需要先弄明白议题是什么，然后才能就议题发表主张或者表明看法。对不同的“主张”进行分类，源自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传统，这是一种实用的，而非纯学术的分类。在说理中确定主张的类别，乃是为了明确什么是讨论或争议的焦点问题（争议点），以避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鸡同鸭讲，不着要领。在古典修辞学里，争议点叫stasis，它的希腊词源的意思是“立场”（stand）。古希腊修辞学家赫尔玛格拉斯（Hermagoras）划分了四大争议点（事实、定义、品质、程序），为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Cicero）和昆体良（Quintilian）所继承，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古典修辞学有五个组成部分：立意构思（inventio），也就是提出观点和主要看法；布局（dispositio），把观点或要说的话用合适的结构组织起来；文采（elocution），用令人愉悦的文字来表达；记忆（memoria），记住要说的话，不要照本宣科；和陈述（pronuntiatio），现场发布。“争议点”理论是立意构思的一部分，起源于法庭论辩。现在说理教学中运用的图尔敏论证模式也与法庭论辩有关。法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说理场合，法治与说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们必然结合在一起，也必然成为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校里使用的说理教科书都会介绍不同的“争议点”［称作“主张”（claims）］，并且根据不同“主张”的说理特征，对学生们提出具体的要求。这种“主张”的分类虽然能追溯到古典修辞学，但并不强调这一层渊源联系。不同教科书对主张的分类多有不同，简单的只分三种（事实、价值、政策），复杂一些的则多至五种（事实、因果、诠释、价值、行动）或六种（事实、定义、因果、相似、评价、行动提议）（参见第十五讲）。

说理的主张应该提出值得一提的看法，否则就是老生常谈，众所周知的事实都不是太有意思的主张，例如太阳系有八大行星，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不过，当有的事实被故意歪曲或抹煞时，重新陈述事实也就成为有意义的主张。例如，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普世人权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保障。

被故意歪曲或抹煞的事实和主张，经过长时间的说理，说服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渐渐变成显而易见的事情。2009年12月26日，有两位曾为民权作出贡献的老人同一日去世。一位是美国人瑟腾（Percy Ellis Sutton），另一位是南非人布鲁特斯（Dennis Vincent Brutus）。瑟腾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知名人士，曾为激进的黑人民权运动重要人物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当过辩护律师。有人就这两位民权先驱的事迹写了一篇题为《现在争论，但将来会显而易见吗，谁正确》的文章，提出一个问题：从我们现在的认识来看，争取民权是一件“道德上显而易见”（morally obvious）正确的事情，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却是有争议的呢？我们今天有争议的事情，会不会过几十年，就变成道德上显而易见是正确或错误的事情呢？公共说理的意义是长远的，对具体问题、事件的说理，不仅关乎眼前的事情，而且有可能事关未来，不仅对我们自己必不可少，而且还可能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也非常必要。

说理的陈述有两种，一种是“绝对”的，另一种是“限定”的。先来看绝对的主张，例如，我们说，“人生而必死，死而必葬”。这里有两个绝对陈述，前一个可靠，后一个未必可靠，但不可靠的绝对陈述未必没有意义。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述了雅典发生瘟疫以后人们的道德状态，由于对瘟疫充满恐惧，雅典人开始疏忽死而必葬的传统道德，不再好好安葬死者。因此，对逝者死而不葬便成为存活者人性堕落的标志，因为只有动物才是死而不葬的。

另一种主张陈述是限定的，例如，“大多数杀人犯都是男性”，“专制往往导致暴政”。限定往往用“有时”、“大多数”、“经常”、“有的人”、“可能”等说法来表示。为了强调主张，有时候限定主张会用绝对陈述来表达，例如，“大多数的官都是贪官”会变成“无官不贪”，这种绝对陈述最容易犯下以偏概全的毛病，但作为一种修辞性的强调手法，却是经常在被使用的，严谨的说理应当尽量避免以偏概全。

评价是说理的一项重要功能，对价值、原则、伦理、选择的评价因此是一个常见的“争议点”或“主张”。评价性的主张可以根据不同的内容分为三类，它们分别关乎实用目的、趣味选择和伦理价值。我们在对别人或群体的建言中也都常常会有这三类主张，如果没有理由，单单从主张往往看不出是什么性质的主张。下面是五个评价性主张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