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第2/3页）

我和清华的老学长杨振宁先生还曾一起为在加州硅谷的清华北美基金会募捐。当时设了一个晚宴，杨振宁学长演讲，我弹琴唱歌。在美国募捐主要就是买桌吃饭，硅谷有很多大公司，各大公司感谢清华培养的毕业生给公司做出了贡献，所以最后募捐的钱都是由各大公司出的，可见清华在硅谷的强大影响力。这一桌是Google的，那一桌是Cisco的，再一桌是Yahoo……当晚就募集了两百多万美元。曾有统计，在硅谷的高科技人才中，第一来源是斯坦福大学，第二来源就是清华大学。当然很多人会说国家培养了你们，然后你们去辛勤建设美国。但是我想说，每一个人都有用脚投票选择自己生活和工作地方的权利，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第一权利。

民国时期，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而且有超强的国学研究院。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任是吴宓，国学院教授中有著名的四大导师：王国维大师、陈寅恪大师、赵元任大师、梁启超大师。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各自飘零，赵先生去了美国；主任吴宓后来也郁郁不得志，清华大学的四大导师都是他请来的，他最后被贬到四川一所很小的师范学院去做老师，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面前确实无力。1949年，清华分成了北京和台北两个，之前清华大学一直由美国出资。1949年以后，北京的清华大学由中国政府出资，美国的钱后来就给了台湾的新竹清华大学。

最初清华建立的时候在全国各省的招生比例是美国人定的，美国人说我最公平，按庚子赔款的分摊比例。当年的庚子赔款哪个省负担得多，哪个省招生就多，哪个省分摊的少，哪个省就招的少。当时听起来确实很公平，因为就是用这些钱办的这所留美预备学堂，所以就按这个比例来招留美预备生。清华后来变成了国立大学，按说招生方式应该有所改变，国有大学是靠全国人民纳税来支持的。

但是每次提出清华招生方案改革都会遭遇阻力。名校招生实际上会对某个年轻人的一生造成重大影响，没上名校的可能将来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不管招生方案怎么定，都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强大阻力。如果按各省人口比例来定，那人口少的省市就不干了，比如上海人口比一个省少，但是考生素质高。也不能全部按分数来定，全部按分数就变成了科举。科举当年也被迫分成南北榜，因为全部按分数来定，状元、榜眼、探花就全部是江浙考生。因此虽然有一些微小调整，但清华大学直到今天在全国的招生大格局还是依照庚子赔款的分摊比例。中国因为情况复杂，最后北京很多大学都参考了清华大学的全国招生比例。当然这个方式今天也被很多人诟病。美国大学招生很容易，私立大学想怎么招就怎么招；州立大学当然倾向招本州学生，外州学生就得交更多的钱。但美国除了西点军校几乎没有国立大学，不像欧洲大陆的都是国立大学，全免费。

1952年的时候，我们全面倒向苏联，所有体制都向苏联学习。苏联大学体制分成工科大学、理科大学、文科大学，没有什么综合大学。当时我们就把清华大学的八个系全部拿出去和北大等大学对应的系合并组建了八大学院，两个外语系合并成外语学院，两个航空系合并成航空学院，两个冶金系合并成冶金学院……总而言之，清华的整个文科都分出去了，清华后来就从一所综合大学变成了一所工科大学，变成了一所女生很少的大学，变成了一所我上大学时很痛苦的大学。我上大学时，28个宿舍楼只有两个半女生楼，15个食堂只有一个半女生食堂。经过多年的历史变迁，今天清华大学又开始回归综合大学的行列，现在又有了新闻传播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等。但是因为现在刚刚开始办，和当年四大导师执教时期的文学院、国学院的水平还是不能比的。

我经常开玩笑说，你建一所新大学，即使有钱把清华大学从校长到看门的全都挖到你的学校去，让清华大学从零开始，考生填志愿的时候，还是会填清华大学。因为悠久历史积累起来的气场、荣誉感，能召唤来教师和学生的资源，是新大学无论如何都不能比的。我的外公张维1981年曾受命去创办深圳大学，而且做了第一任校长。他回来经常跟我叹息这件事情，那时候国家为了把深圳大学办成一流的窗口大学，可以说是不计代价。当时跟着我外公去深圳大学的好多是北大、清华的系主任，但就是以这样强大的资源和配置，最终都没能把深圳大学办成一所一流大学。所以大学是没办法一下子就成为一所著名大学的，它需要漫长的历史积累。今天看到这些支撑国家脊梁的最重要的大学，北大、清华，还有复旦、南开，都是民国那一代知识分子创办的优秀大学，感谢创办这些大学的先贤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