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第2/2页）

　　一来二去，我渐渐受到了很多意识流的影响，读了弗吉尼亚伍尔芙和普鲁斯特。我这人读书有个毛病，读到好书，不像别人一样思考怎样汲取精华，反而不停捶胸顿足：“×××！老子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么××的小说！”这些“××”虽然都是赞美，但有辱斯文，不说也罢。总之，普鲁斯特身上那么多××的东西，我一点都没学到。我写作时喜欢东拉西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从不会憋住写不出来，最多只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跟编辑哀告：“大哥大嫂，改个名字吧！”一般也能过关。只不过，当我意识到很多人都拿意识流当跑题的挡箭牌时，我就不这么说了。（但我依然这么做。

）有一次，我拿这本书中的一篇给一个作家朋友看，问他：“我这算意识流吗？”那篇是跑题最严重的，废话很多，一会儿你就读到了。作家朋友看后撇撇嘴，说道：“你这不叫意识流。依我看，你这叫不入流。”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文人相轻吧！想到我也终于因为被人相轻而成了文人，不禁飘飘然起来。

　　现在来说说这本书。顺便一提，“现在该说说某某某”这个句式是王小波发明的。真是太高明了。当然，也可以说是他从君特•格拉斯那学来的，但他用得更加玄妙。就像说书人说倒笔书，说好了叫倒笔，说不好叫倒粪，因为总回不来正书。他说马尔科斯（他译作马奎兹）擅长造句式，造出了“××时期的爱情”这类黄金句式，让他可以套用。受到他的影响——当然也有马尔科斯的影响——我也喜欢用一些黄金句式，只是自己造不出来而已。有些汉字的组合读起来特别上口，让人忍不住想用上一回，全不顾用的时机是否合适，甚至用了以后词不达意、漏洞百出。比如，《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带有这种味道。为了能用一回这个，我把人名都改了。本书有一篇《大江大海一箱啤酒》，着实不伦不类地用了一回，反正我自己舒服了，我就不管你们了。

书中的卢大江和卢大海，本来是叫刘文江、刘文海，但是要用原名，我就没法写了。何况原名与真人气质不符，这俩人一点也不文，读过便知。

　　书中一部分稿件是我的存稿。这部分存稿，我给一些朋友看过，为的是让他们相轻我一下，好让我体验当文人的快感。果然，我的一位朋友看过之后，满面鄙夷地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卖“工地里挖出的金佛”的那种人。他问我：“你写的这些人都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太不礼貌了，我怒道：“都是假的！”真实的情况最多只能说是半真半假。前面说了，我这人不说假话，所以其中假的部分也是真有其事，只是艺术地加工了一下，没有凭空编造之理。前些天我受朋友所托写一本灵异小说的书评，读到序章，里面言之凿凿：“我说的这都真事儿！”气得我差点儿报警说有人搞封建迷信传播。大学时我评聊斋，开篇选的是其中一篇《宫梦弼》。这篇故事里虽然也有奇迹怪象，但一没狐，二没鬼，一样字字通心，发人深省。蒲松龄先生说“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这比“我说的这都真事儿”高明多了。如果我写的东西里出现了本不存在的人，那一定是我心中之人。

　　这本书写得很快，因为写起来不怎么费脑子：某日，见一人，闻一事，觉得有趣，值得思考，回家就写出来。更有一部分是存稿，这从文字风格上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因为我现在当了爹，已经比以前正经多了。

我唯一需要动一动脑子的，就是在方言上节制一些，不要满篇跑京片子，不然南方读者要摔书的。我大学的时候在书里看到“困觉”就摔了一次书，当然那时候还不成熟，可以理解。现在我已经不摔书了，也希望各位不要摔我的书。我的书虽然内容不适合捐给慈善学校，但留着垫垫茶杯也是好的。

　　鉴于内容的关系，本书就不献给我的妻子儿女了。献给父母也不合适，他们要是知道我在青春期其实结交了这么一批人，还不打断我的狗腿。所以，这本书献给那位联系不上的语文老师好了。他姓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