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书单（第2/2页）

说到趣味，凯里的审美宽度实在宽得可以，从叶芝充满神秘宗教体验的《诗集》到哈谢克有几分无厘头的《好兵帅克》，从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到乔治·奥威尔冷峻的《上来透口气》。不过他的书单仍透露出他的偏嗜，谈赫胥黎，大赞他的“聪明”，说伊丽莎白·鲍恩《巴黎之屋》，断言“影响读者最深的，是其中的智慧”，论奥威尔，道的是他“故作阴郁的智慧和乐于战斗的判断力”，甚至谈高尔基的《童年》，他留意的也是作家在叙述的可怕内容中注入的“幽默而达观的血液”。“聪明”、“机智”、“智慧”、“幽默”、“判断力”……凯里先生是一位“爱智者”，发现作者的“智”且大起共鸣，显然是他获得“至乐”体验的重要方面。阅读的快乐显然并非只有一个路径，尽可能地，凯里先生在书单里也向我们展示了阅读至乐的多样性。而唯有智慧，才能“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令我们的阅读具有宽广的包容性。

然而他可以为所荐书籍的水准拍胸脯，可以担保读这些书于他千真万确是至高的享受，却不能为读者从中得到同样的乐趣打包票。凯里先生悬“快乐”为鹄的，给自己定的标准实在不低：他将H.G.威尔斯小说《昏睡百年》中那个从昏睡中醒来的格雷厄姆设想为他的读者，此人于二二〇〇年那个已然没有书籍、四围人声鼎沸的世界中醒来，密集的人群令他精神近于崩溃，他哭求别人把他带到小屋里单独待着。接下去便是凯里的“创作”了——格雷厄姆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堆落满灰尘、早被遗忘的书，当然，是凯里先生为他选的，“这些书必须非常引人入胜，好让他忘记痛苦。它们必须启发他去发现自己内心的深度。它们还必须时不时让他笑出声来，好让他有继续活下去的渴望。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充满魅力，足以吸引门外一些略懂读写的未开化之人，他们将在格雷厄姆的帮助下让阅读在一个没有书籍的世界里重新活跃起来”。凯里将这一切设想当作一场严格的测试，而他居然很自信地说：“我想我推荐的书都过关了。”想想看，他在他的“快乐”书单里塞进了包括T.S.艾略特、叶芝等人作品在内的十部诗集，甚至还有威廉·燕卜荪的批评著作《含混七型》。在“越堕落越快乐”的背景下，他的乐观委实令人生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照着他的书单去按图索骥，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一连串让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感到陌生的作品里得到他所预期的“至乐”体验。也许凯里先生只该给自己的书打包票：即使我们不能登堂入室，读他的书本身也已经是一次轻松愉快的经历——他将指点门径变成了一种妙趣横生的艺术。至于他对这张书单的自信，他在荐书时频频使用的最高级形容词，我们不必过于顶真（说到底，真正的阅读永远是个人化的），文章艺术的游戏三昧，原本也就是阅读快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