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译林》当枪手（第2/2页）

只有一回，我的品评似乎已不限于“微词”，太过着迹着象了，让《译林》有点难办，确切地说，是让王理行有点为难。其时《译林》杂志是他主事，每期上都重点推出一部长篇，虚构或非虚构，照例配发一篇评论。刊发《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梦系廊桥》的那两期，王理行便找到我。一如写导读文章的程序，先送了校样过来，而后是限期交卷。我记得前书书名原是译作“难舍红尘”的，改作今名，当然是想借塞林格的光。王理行向我说起这点子时颇有点得意，我想不论以他南大英文系的出身，还是个人的阅读趣味，都不会以为这书名高明到哪里，更不要说贴切与否，实在是市场逼人，不得不耍点花枪。这也就见出出版人不时会陷入的尴尬。那时文学市场已大大萎缩，《译林》以刊登外国通俗文学为主，能维持八万上下的印数，已经算是大大的异数了。

且说王理行托写文章的两部作品，衡量的标准应该首先是是否叫座，叫好倒在其次，然评论者要在“叫座”方面有所贡献，“叫好”似乎是唯一途径。不过我以为就凭塞林格这张牌，就凭《梦系廊桥》是《廊桥遗梦》的续篇这一点，叫座不成问题，既如此，挑挑破绽亦无妨。好比陈凯歌的《无极》被人骂得狗血喷头，票房亦自不差，因为从某一面说，提供了话题，也算一功。在较小的规模上，我也就像陪影院里的观众笑笑场而已。何况公平地说，二书都还不至于像《无极》那么不通。我特别受不了的是《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中作者梅纳德的那分自恋，把自己写得纯洁无瑕，塞林格的形象则从起先近乎情圣，到与她分手时差不多变成恶棍，实难自圆其说。这些我都在文中写了，虽然自以为皮里阳秋，不愠不火，也还有所肯定，允为持平之论，“批评”之意还是不难察知。文章发过去，王理行便打电话来，第一句是赞，说批评文章就是这么写的，接下来便期期艾艾，意思却不难明白：批评尽管批评，面子上总要圆得过去吧？《译林》杂志不比一般的书，上面文章将主打作品挑出许多毛病，要是什么“思想局限”之类八股的“批判”也就罢了，读者心知肚明，自会跳过不看，偏又不是，这就不是补台，而有拆台的意味了。我相信王理行对我的挑剔是真的深以为然，证据是见过他自己的批评文字，印象中有时眼光也够毒的。只是身在其位，不得不尔。最后我在文末添了一句，大意说这书称不上益人神智的书，却不失为有意思的读物——也算是曲终奏雅了。王理行拿去也便照登，后来出书，又用作了代译序。只有一处，他给删了一句：“作者自称此书写作的意图之一是让女儿看了不再重蹈自己遇人不淑的覆辙。”我追了一句说，“就这意图而论，梅纳德是将自己的写作降到了妇联工作的水平。”话说得没错，牵丝攀藤捎带到“妇联”，多少有徒惹是非之嫌，删了也是应该的。

虽说多有微词，在王理行那里大体上是通得过的，通不过的是《译林》的读者。学院中人不比作家，和读者通常是桥归桥路归路，不会直接对话，不道此次因语带讥刺，招来了三封信，都是女性读者，《译林》的铁杆粉丝，无一例外地表示了不满外加鲜明的女性立场。其中一封足足写了三页，勒令回复，且附了邮箱地址。碰到性别问题，扯不清的，我很快就知趣地退避三舍。奇的是二〇〇二年到〇三年我在法国教书一年，回国前想在巴黎住一阵，在网上看到卢森堡公园附近有一中国留学生愿将租的房子转租一月，便发“妹儿”联系，回复立马就来，先问，你是某先生吗？倒让我吃惊不小，原来就是那位发难的读者，一年前辞了职跑法国读学位来了。后来某个周末，我还当真到巴黎实地考察了一番，事虽未成，那读者却在住处那一带热心当了一回向导。这事好像跟王理行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