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第6/12页）

他和演员艾尔莎·德·乔尔吉（Elsa De Giorgi）交往了几年。

1956年

1月，意大利共产党秘书处任命卡尔维诺为国家文化委员会的成员。

他在《社会》（Società）杂志上致信瓦斯科·普拉托里尼（Vasco Pratolini），以此加入到针对小说《梅泰罗》（Metello）的讨论当中。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启了一个短暂而充满希望的时代。“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曾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的，我认为这个词是最贴切的。一方面，我们是而且希望自己是真理的见证者，是为受压迫剥削的人民出头的复仇者，是反对任何欺压行为并且伸张正义的捍卫者；另一方面，我们又以共产主义事业为名，为我党和斯大林的错误、欺压、专制辩护。精神分裂，立场摇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游历数个社会主义国家时，我深深地感到拘束、排挤和敌视。但当火车载我回意大利，穿过边境时，我问自己：在这里，在意大利，在这样的意大利，如果我不是共产主义者，还能有什么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党内关系的缓和与斯大林主义的结束，为我们卸下了心中一块巨石：因为我们的精神形象，我们分裂的个性，终于能够复原，革命事业与真理也终于能够协调一致。在那些日子里，这也正是我们很多人的梦想和希望。”[Rep 60]卡尔维诺以安东尼奥·乔利蒂（Antonio Giolitti）为参考，预见到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可能要进行改革。

3月至7月间，他以《当代》杂志为阵地，参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辩论，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文化路线提出了置疑；晚些时候（7月24日），在中央文化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卡尔维诺与阿利加塔发生了争论，并提出了“一项针对所有目前在党内文化组织居于领导位置的同志的不信任案”[《团结报》，1990年6月13日]。他越来越难以信任共产党高层的政治选择：10月26日，卡尔维诺向埃伊纳乌迪的党组织中由加依梅·品托负责的支部提交了议事日程，谴责“对现实令人无法接受的歪曲捏造”，直指由《团结报》一手操纵，对发生在波兹南和布达佩斯的事件的不实报道，并对意大利共产党没有能力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以及东欧正在发生的演变进行革新的状况进行了严厉批判。三天后，支部批准了一则《对共产党员的号召》，要求“领导机构的行为不被承认”，并“公开表示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和匈牙利人民所进行的运动，也完全支持那些彻底革新工作方法，支持在推动全人类的改革中没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共产党员”。

卡尔维诺将近期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一篇讲稿，献给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并且与一部分左派评论者进行争论。

卡尔维诺创作独幕剧《小长凳》（La panchina），由塞尔乔·里贝洛维奇（Sergio Liberovici）谱曲，10月在贝加莫的多尼采蒂剧院上演。

11月，《意大利童话》出版。这部作品的成功巩固了卡尔维诺“寓言作家”的形象（一些评论家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卡尔维诺是一位撰写理论性文章，而且具有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

1957年

《树上的男爵》（Il barone rumpante）出版，同时在第20期《暗室》杂志上发表了《地产投机》（La speculazione edilizia）。

卡尔维诺在《开放之城》（Città aperta，由一群意见相左的罗马共产党知识分子创办的期刊）上发表了寓言故事《安的列斯群岛的绝对静止》（La gran bonaccia delle Antille），以此来嘲讽意大利共产党的保守主义。

在安东尼奥·乔利蒂离党之后，8月1日，卡尔维诺向都灵联合委员会递交了一封书信，言辞恳切，辞去了党内所有职务，这封信于8月7日发表在《团结报》上。在这封信中，卡尔维诺除了阐明自己持有不同政见的原因以外，还表达了自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民主发展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此外，他也回忆了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及其在他的知识和人格形成上起到的重大作用。

然而，这一连串事件仍在卡尔维诺的态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事使我疏离了政治生活，也就是说相较于之前，政治在我内心中占据的空间，相较之前小了很多。从那时起，我不再将政治看作生活的全部，也对它失去信任。如今，我认为政治对于社会表现出的各种事物的记录，相对于其他渠道有所滞后，同时，我也认为政治常常会采取一些过度和欺骗的行为。”[Rep 80]

1958年

卡尔维诺将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女王的项链》截取出部分片段，题作《车间里的母鸡》（La gallina di reparto），发表在《新潮流》（Nouva Corrente）杂志上，并在《新题》上发表了《烟云》（La nuvola di smog）。这一年，篇幅宏大的《短篇小说集》（I racconti）问世，并在次年获得巴故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