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第2/12页）

“我的童年波澜不惊，我生活在一个舒适又平静的世界里，我对于世界充满多姿多彩和层出不穷的想象，却对激烈的冲突毫无概念。”[Par 60]

1934年

通过入学考试后，卡尔维诺就读于卡西尼中学。他的父母没有给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在国立学校里，既不参加宗教课程的学习，也不接受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服务，这毫无疑问是违反常规的。因此，伊塔洛时常感觉到自己与其他孩子有所不同：“我不认为这对我有什么损害，反倒让我习惯于坚持个性，为了正当的理由被人孤立，并且承担由此带来的不便，找到正确的路线来维持不被多数人接受的立场。尤为重要的是，我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包容他人的想法，尤其是在宗教领域……与此同时，我完全没有反教会主义的思想，而那些在神父堆里长大的孩子反倒会发展出这种观念。”[Par 60]

1935—1938年

“我第一次真切地从阅读一本真正的书中得到快乐是在姗姗来迟的十二三岁，我读到了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写的《丛林故事》（The Jungle Book）的前两册，尤其是第二册。我不记得这本书是我自己在学校图书馆看到的，还是别人送我的礼物。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在书中寻寻觅觅：我要看看它们能否再现吉卜林带给我的阅读乐趣。”[未出版的手稿]除了文学作品外，年轻的伊塔洛还饶有兴致地阅读幽默杂志（《贝托尔多》、《马克·奥雷利欧》、《赛特贝洛》[82]），为其中“系统性的讽刺精神”[Rep 84]，以及与专制制度下浮夸风格所截然不同的精神所吸引。他还创作插图和连环画，对电影也十分着迷。“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几乎天天去看电影，有时候甚至一天看两场，那大概是在1936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总之就是在我的青少年时期。”[As 74]

然而对于卡尔维诺这代人而言，青春期注定要以最戏剧化的方式提前谢幕。“那是1938年的夏天，我开始对青春、社会、姑娘和书籍有了懵懂的认识，可是这个美好的夏天却以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的会面宣告结束。里维埃拉的‘美好时代’就此终止……因为战争，圣雷莫再也不是一个世纪以来各国人民的聚集地了（之后也不再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圣雷莫成了米兰和都灵的郊区），恢复成利古里亚省的一个古老小城。虽然当下难以察觉，改变已经近在眼前。”[Par 60]

1939—1940年

他的思想立场尚未定性，在二者之间左右摇摆：一边是对谨慎的地方身份（即“方言”）所抱持的批判精神，另一边则是模糊的无政府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我看来世界就是由多种层次的道德与习俗构成的圆弧，这些层次之间并不冲突，而是比邻而居……这样一种格局完全不像现在看起来那样，丝毫没有将选择强加于人而不容置疑。”[Par 60]

卡尔维诺既写短篇小说、诗歌，也创作剧本：“从16岁到20岁这几年，我梦想成为一名剧作家。”[Pes 83]他在绘画、讽刺漫画和插画方面培养着自己的兴趣和才干。1940年春夏之交，卡尔维诺在乔瓦尼·古阿莱斯基主编的《贝托尔多》的《小篮筐》（Il Cestino）专栏中发表了部分作品，署名杰戈（Jago）。[Par 60]

1941—1942年

获得高中文凭后（高中毕业考试因为战争而暂停），卡尔维诺进入都灵大学农学系学习，该系也是他的父亲曾经教授热带农业的地方。第一年他通过了四门考试，却完全没能融入这座大都市以及大学的氛围；另外，他与大学法西斯团体[83]内部的不安情绪也是格格不入。

卡尔维诺对电影很感兴趣，因此撰写了一些电影评论；1941年夏天，《热那亚日报》发表了他的两篇影评，其中一篇是托托主演的《起飞的圣·乔瓦尼》。

1942年5月，他将一部手稿《疯子是我还是别人》（Pazzo io o pazzi gli altri）交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却没有被接受。这部手稿收录了他青年时期写下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写于1941年。他带着作品《人群的喜剧》（La commedia della gente）参加佛罗伦萨大学法西斯团体国家剧院举办的比赛。1942年11月，这部作品被评审委员会收录在大学法西斯团体的剧团优秀作品中。

卡尔维诺的人际交往也值得一提，尤其是与埃乌杰尼奥·斯卡法里[84]的友谊（他们还是高中同学），激发了他对于文化和政治的兴趣，虽然仍显青涩，却十分活跃。“慢慢地，通过和尤金尼奥的书信往来，还有在夏天的交谈，我的反法西斯意识开始悄悄觉醒，在阅读中也找到了方向：你去读赫伊津哈，去读蒙塔莱[85]、维托里尼，还有比萨卡内：那些年的文学新作标志着我们接受的混乱的道德文学教育的各阶段。”[Par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