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亚尔塔到瓦哈卡（第3/9页）

我带来了新买的随身听和几盒磁带，以便旅行路上听。也带了几本书。因为我无从判断在墨西哥旅行时想听怎样的音乐，所以从所有种类中大致拿了几盒塞进背囊。B52'S带来了，克拉伦斯·卡特带来了，斯坦·盖茨带来了，塞隆纽斯·蒙克带来了，凯思林·巴特尔的莫扎特带来了，巴赫的平均律带来了，“南天群星”和井上阳水也带来了。但其中最想听的，无论怎么说都是从CD辑为九十分钟磁带的纳尔逊精选歌集。希望不要因为我一边在墨西哥旅行一边听纳尔逊的老歌而指责我，希望不要认为我村上是个没有思想性的、往后看的、以怀古为情趣的作家（弄不好是有这个可能，但希望不要把这篇文章都牵连进去）。我之所以一直听纳尔逊的磁带，说实话是因为旅行期间一直在看纳尔逊的传记。

倒是同墨西哥旅行几乎无关，可这本书极为有趣，看得我相当投入。众所周知——也许并不周知——纳尔逊作为热门电视节目“快乐的纳尔逊”（日本也在星期日中午由NHK[3]播放）的儿童角色，从懂事时起就赢得了全国性人气，走上歌坛之后成了直追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超级走红歌手。不过，他对于自己仅仅被视为英俊的偶像歌手这点常常怀有不满，而始终认真追求着音乐的阅历。在甲壳虫出现前后的1960年代，音乐风潮急剧转向，纳尔逊的人气发生下滑，即使在那以后，他也在默默追求着自己的拿手节目，坚决拒绝作为老歌歌手站在公众面前，为此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音乐会上受到数万观众的谩骂。他便是那样顽固地拒唱往日走红的歌曲，纵然有此遭遇，他也并不妥协。他写了《花园晚会》来寄托那种炽热的情怀，他在歌中这样唱道：“如果除了回忆无歌可唱，我宁愿当卡车司机（If memories were all I song， I'd rather drive truck）。”《花园晚会》畅销一百多万张，纳尔逊于是重放光彩。

尽管重放光彩，但也不可能一切大功告成。现实人生不同于好莱坞影片。现实人生乃是恼人的每况愈下的行程。纳尔逊后来被离婚问题及由此带来的财产纠纷搞得心力交瘁，最后死于飞机事故。生前他对朋友这样说过：“有两种死法我不愿意碰上，一是空难，一是火灾。”然而在乘私家飞机时，机舱起火把他烧死了。死时，他剩下的惟有债款。

在墨西哥旅行时我看的就是这样一本书，同时倾听可怜的纳尔逊在一点都不可怜时唱的无数天真烂漫的走红歌曲。

不过，在墨西哥乘大巴旅行途中听音乐不是一件简单事。因为墨西哥的大巴不存在安静这一因素，里面几乎百分之百播放墨西哥音乐，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音量，而是大音量，震耳欲聋。所以，随身听的耳机往耳孔塞得再深，我要听的音乐中也还是有墨西哥音乐混进来。起初我尽可能把意识集中于“我的音乐”，但听到半途被迫作罢，只有躺在海边或步行时才听磁带。

这对我来说是个大大的误算。因为我原本计划在每天长达五六个小时的大巴行驶时间里随心所欲地听喜欢的音乐，极为乐观地以为这样一来，长时间的大巴之旅能变得容易忍受，岂料这番谋划转眼便一败涂地。五六个小时里，进入我耳孔的全是持续不断的墨西哥民谣：铿锵铿锵铿铿锵铿锵铿锵铿铿锵、泰基埃罗、米亚毛尔、铿锵铿锵铿铿锵。或许你说那也没什么嘛，不是说入乡随俗么？把当地音乐作为那里的存在之物好好受用不就行了！也许是那样吧，我起初也是那么认为。可是我要说，一天六个小时不得不听不明所以的墨西哥民谣，正常人无论是谁脑袋都要出问题。比如乘新干线从东京去广岛，车厢老是用大音量播放演歌[4]（或者皇后合唱团[5]），你不认为自己会不胜其烦？至少我会。若真如此，绝对不乘什么新干线。

在墨西哥，对于想从此地移往彼地的人来说，最要命的问题是几乎除了大巴别无移行手段可以选择。铁路经过的地方有限，且安全和准时也相当成问题。所以只能乘大巴。而且——这是我在墨西哥一直乘大巴旅行的实际感受——能够好端端地乘上大巴都必须认为是幸福的。如此这般，我每日都不得不听那墨西哥民谣。没有任何选项。每次乘大巴我都对天祈祷，愿车内音响发生故障。佛陀也好圣母马利亚也好夸察尔科亚特尔（墨西哥的古神）也好——无论哪个我都对之祈祷。然而车内音响绝对没出故障。这——这个也想大声说出口来——在墨西哥纯属奇迹。墨西哥很多东西都常出故障。一辆大巴冷气出了故障，热呀，热得差点儿晕过去。又一辆大巴椅子靠背倒下去就再不起来了，我必须摆出接受牙医治疗那样的倾斜姿势并保持好几个小时。车窗怎么也打不开或关不上。有一辆大巴几乎没有物件不出故障，喇叭按不响，窗户关不上，仪表一个也不灵。这不是夸张，实际上无论时速仪还是燃油表全都死得利利索索。然而，惟独车内音响还是引吭高歌。虽说声音差劲，歌词差不多都听不清了，但音乐的确响个不停。见此情景，我终于死心塌地了。在这个奇妙的国度，纵然所有机械都呜呼哀哉，所有理想和革命都寿终正寝，车内音响也将因某种奇妙的理由而长生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