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13/14页）

到办公室去睡觉之前，我低声问母亲：“妈，给你订哪天的火车票？”

母亲说：“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我不早早回去，你四弟又不能上班了！”母亲分明更是向对自己说。

我求人给母亲买到了两天后的火车票，走时，母亲嘱咐我：“别忘了把那瓶灌油和那卷药布给我带上。”

我说：“妈，你烫的伤还没好？”

母亲说：“好了。”

我说：“好了还用带？”

母亲说：“就快好了。”

我说：“妈，我得看看。”

母亲说：“别看了。”

我坚持要看，母亲只好解开了衣襟——母亲干瘪的胸脯前仍是一大片未愈的烫伤的溃面！我的心疼得抽搐了。我不忍直视，转过脸说：“妈，我不能让你这样走！”

母亲说：“你也得为你四弟的难处想想啊！”

……

母亲走了，带着一身烫伤，失落了她的假牙；留下的，是母亲的临时挂号证，上面写着眼科医生草率的字——已无手术价值。

今年春季，大舅患癌症去世了。早在1964年，老舅已经去世了。母亲的家族，如今只活着母亲一个女人了，老而多病，如同一段枯朽的树根，且仍担负着一位老母亲对子女们的种种的责任感。那将是母亲至死也无法摆脱得了的。

我想我一定要在母亲悲痛的时候回到母亲身旁去，我想如果我不去就简直太浑蛋了！于是我回到了哈尔滨。

母亲更瘦更老更憔悴了，真正的就好似根雕一个样子！母亲面容之上仿佛并无悲痛。那一副漠然的神态令我内心酸楚。母亲其实已没有丝毫能力担负她的责任和使命了呀！母亲好比是一只老猫，命在旦夕，只有关注着她的亲人和儿女们在这个世界上艰难地死去的份儿了！母亲那苍老的生命大概已完全丧失了体现她内心悲痛和怜悯之情的活力了吧？

在四弟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的时候，母亲强打起她最后的尊严，问我：“你写的那篇叫《雪城》的书，为什么闹得满世界风风雨雨？”

我缄默。

“为了稿费？”

“妈……不是……”

“不是？那究竟为什么？”

“听着，妈和你爸从来没指望你当什么作家。你既然已经是了，就要好好儿地当。妈和你爸都这么大年纪了，别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给我们丢脸……”

“妈……不是……”

“可报上是这么说的，你弟弟也是这么认为的，连你妈和你弟弟都不能原谅你的事，你还觉着自己没多大错吗？……”

“妈，我错了！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的话！……”那一刻，我真想给母亲跪下，告诉母亲我心里的实话——为了好好儿当一个作家，我活得多么苦多么累！

母亲对我已无他求。

“不会干别的才写小说”——这一句话恰恰应了我的情况。在这大千世界上我已别无选择，没了退路！母亲，放心吧。我会记住你的话，一辈子！

若有人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将我的老母亲老父亲接到我的身边来，让我为他们尽一点儿人子的孝心。然而我知道，这愿望几乎等于是一种幻想是一个泡影。在我的老母亲和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大致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我最最衷心地虔诚地感激哈尔滨市政府为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解决了晚年老有所居的问题。使他们还能和我的四弟住在一起。若无这一恩德降临，在这家原先那被四个家庭三代人和一个精神病患者分居的二十六平方米的低矮残破的生存空间，我的老母亲老父亲岂不是只有被挤到天棚上去住吗？像两只野猫一样！而父亲作为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为我们的共和国付出了三十余年汗水和力气。

我的哈尔滨我的母亲城，身为一个作家，我却没有也不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实际的贡献！

这一内疚是为终生的疚惭。

梁晓声他本非衔恩不报之人！

对于那些读了我的小说《溃疡》给我写来由衷的信，愿真诚地将他们的住房让出一间半间暂借我老母亲老父亲栖身的人们，我也永远地对你们怀着深深的感激。

这类事情的重要意义是，表明我们的生活中毕竟还存在着善良。

我们北影一幢新楼拔地而起。分房条例规定：副处以上干部，可加八分，得一次全国奖之艺术人员，可加二分，我只得过三次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填表前向文学部参加分房小组的同志核实，他同情地说：“那是指茅盾奖而言，普通的全国奖不算。”我自忖得过三次普通的全国中短篇奖已属文坛幸运儿，从不敢做得三次茅盾奖的美梦。而命运之神即使偏心地只拥抱我一个人，三次茅盾奖之总分也还是比一位副处长少二分，而我们共和国的副处长该是作家人数的几百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