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此皇帝（第3/6页）

用密折来咨询，效果就好得多。中央的意见听得到，地方上的意见也听得到，此其一。因为是密折，没有旁人知道，发表意见的人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种种不便公开表露的顾虑、苦衷、难言之隐，都能详尽地予以叙述，使人主对问题看得更透。而且，正因为敢说真话，不必做官样文章，反倒可能触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此其二。因为密折内容严格保密，任何人都不得泄漏，因此不怕官员们私下里串联，形成左右人主思考的舆论力量，此其三。密折讨论具有非正式性，一旦发现有所不妥，立即就可收回，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此其四。雍正这一手，应该说很有道理，也相当高明。

雍正利用密折制度，不但避免了许多决策错误，少搞了许多“拍脑袋工程”，而且掌握了大量情况。密折不是正式的文书，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也就可以无话不谈。事实上雍正也是这样要求的。他曾告谕有权密奏的官员，要他们多多汇报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利弊，地方官员的勤懒，顶头上司谁公谁私，下属官员谁优谁劣，军营是否纪律严明，气候是否风调雨顺，老百姓的生计如何，风俗是否淳朴，甚至米价、菜价，冤案、奇案，“悉可以风闻入告”，而“不必待真知灼见”，只要有可以调查的线索就行。因为密折只是反映情况，并不作为立案的依据，是非最终仍由雍正判断，所以讲错了也没关系。

这又是雍正的过人之处和高明之处。本来，密折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它容易和告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变成告密的一种方式，弄不好就会让人主上当受骗。所以康熙说：“令人密奏并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谢济世也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谁告的），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却把毒药变成了良药，玩火而不自焚。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兼听”。也就是扩大有权密奏的范围，广泛地听取意见，使自己不至于被个别人的言论所左右，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也允许被告申辩，只是不讲原告的名字。这样，一旦属实，举报者可以得到保护；万一被诬，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则天建立告密制度，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却保护了不少好人。因为某官被上司弹劾，雍正却能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实情，正所谓“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独能烛其微”。难怪章学诚要认为那些“清节孤直之臣”能生逢雍正之世实在是万幸，是“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了。

的确，对于不少人来说，遇到了雍正，真是摊上了一个好皇帝。

雍正十分重视用人问题。他多次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这个道理，不少人都懂得，“尊重人才”的口号也喊了多年。问题并不难在知道用人的重要，而难在下面两个问题：怎么用？该用谁？这又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才？

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又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则，即道德原则和能力原则。前者认为，德比才更重要。一个人，如果有才无德，就宁可不用。这种观点导致的后果，往往是“宁要听话的饭桶，不要不听话的人才”，或“宁要奴才，不要人才”。后者则主张“惟才是举”。只要有能力，有才干，不仁不孝、盗嫂受金也不要紧。这种主张的后果，便难免文人无行，小人当道。当然，大家公认，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问题在于，不能兼备怎么办？你是要德呢？还是要才？

雍正主张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很赞赏鄂尔泰的一段话。鄂尔泰说：“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一个人，如果用得不是地方，那么即便是有能力的人也可能没有效益，即便是有道德的人也可能耽误国事。相反，如果用得是地方，那么，即便是常人也能有所作为，即便是小人也能做好事情。总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来使用人才，那就一定能做到“官无弃人，政无废事”（安排职务没有不可用之人，施行政治没有办不成的事）。道理很简单：人和事都各得其所么！

这实在是太高明了。人事人事，不就是人和事么？何况，用人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做事。所以，不能脱离事来孤立地考察人。那是永远都得不出正确结论来的。显然，问题不在于谁行谁不行，而在于会用不会用。比如朱轼，学问好，为人正派，贤良清正，但有些书生气，雍正便让他去教弘历读书。李卫，文化水平低，为人粗鲁，有江湖习气，但人很精明，胆子又大，办事利索，雍正便让他去抓强盗。结果两人都干得很好，德与才也不发生矛盾。如果反过来，让朱轼去抓强盗，李卫去教书，肯定都是一塌糊涂。可见，抽象地讨论德才问题毫无意义，而鄂尔泰在德才之外提出一个“事”来作为用人的原则，应该说是相当高明，也解决了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