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难以成功的事（第2/5页）

这封惹是生非的奏折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弹劾海瑞的奏折也再一次纷纷飞到御前。只不过这一回的攻击有了新花样：指斥海瑞是伪君子。

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的道德楷模海瑞，居然被指控为伪君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同时它也说明，当时的道德已堕落到何种地步。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是由三根支柱支撑起来的，这就是小农经济、孔孟之道和文官集团。小农经济是其经济基础，孔孟之道是其意识形态，文官集团则是其上层建筑的核心构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孔孟之道，因为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儒者治国，都包含在孔孟之道当中。孔孟之道的核心，是礼仪道德。因此，道德就成了帝国最重要的事情。它是立国之本，也是治国之道，不但可以指导行政，还可以代替行政。

有明一代的许多制度和政策，就是依照道德原则制定的。依照这个原则，文官对于民众，有两个作用或者说有两项任务，一是治理他们，二是教化他们。也就是说，文官不但是管理者，也是教育者，不但要执行国家的法令，还要宣传国家的精神。这就要求所有的文官，在理论上应该是道德的楷模，足以垂范小民、感化小民。如此，文官们当然只能领取微薄的薪水，过简朴的生活了。

然而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即便官员们都很廉洁，起码的生活水准和必要的官场体面也总得维持。何况低薪制度和官治体制（即“官本位”）也不相容。很难设想，在一个以“官”为“本位”的国度里，官员们竟然会是一副捉襟见肘的寒酸相。本来，正确的做法是“高薪养廉”，即一方面大量裁减冗员，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官员的俸禄，同时禁绝一切“小费”，也不准公车私用、公费吃喝等。但这是做不到的。[11]首先没人敢提，因为“高薪”的方案，与前述道德原则不符，谁也不愿去背道德的罪名。其次，许多官员也不愿改变制度。因为薪水提得再高，也不会超过灰色收入。于是便只好对前面所说的“常例”睁眼闭眼，同时允许地方官的生活费、招待费、馈送上司的礼品费等等，均可以用公事的名义向地方摊派，或用公款报销。

这种变通办法的依据，也是从孔子那里来的。孔子的学说中原本就有“经”和“权”的说法。经就是经常，权就是权变，也就是允许在不改变政策的前提下通融，因此总算是有了“理论根据”。然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官员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不要说为民表率，能保住自身的节操也已经很不容易。

结果，文官们便大体上分成了三类人。一种是像海瑞这样极廉，这类人很少；一类是像严嵩那样极贪，这类人也不多。更多的人则徘徊在两者之间。他们从小饱读诗书，明德知礼，知道一个正派君子在做了官以后应该廉洁奉公、自我牺牲，却又无法抵御那些“挡不住的诱惑”。于是他们多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随波逐流地接受一些数额不大的“好处”，但也不做太出格的事情。这在当时，就已经算很不错了。

不过，高尚的道德总是要受到表彰和鼓励的。在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就尤应受到赞扬。这种赞扬不但出于政治的需要，也出自不少人的内心。于是一些人又发现了一种沽名钓誉、投机倒把的好办法：贩卖道德。

人臣的道德，除了忠以外，无非两种，一是廉，二是直。无论何种，都能赢得声誉并成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但靠廉洁来获取“清名”，远不如制造“直声”来得便当快捷。具体的做法，是找一个题目去批评皇帝，犯下大不敬的罪，受到廷杖、降职、罢官、流放等惩罚，却可以赢得“直臣”的名声，为今后东山再起、名垂史册打下基础。这样一种“苦肉计”，就叫做“讪君卖直”，也就是讪议人君、贩卖正直。臣僚靠诽谤君父来博取声名，当然决非帝国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却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如前所述，帝国的制度已经默认了官员可以过双重生活，同时又坚持以道德治国，并不肯承认那道德不过只是门面。

海瑞政敌的做法，便正是诬蔑海瑞“讪君卖直”。这一手是很毒的。首先，海瑞之所以打不倒，就因为道德高尚。但如果被指控并确认为“讪君卖直”，那就不但毫无高尚可言，而且是最阴险最卑劣的小人，要遗臭万年的。其次，万历最痛恨“讪君卖直”，有一个名叫邹元标的监察官便曾受到这一指控。这一回如果能把这顶帽子扣在海瑞头上，他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因此，他们在海瑞头上扣了一大堆帽子，有“贬夺主威”、“损辱国体”、“诋毁孔孟”和“崇诡饰虚”等，总之是要把海瑞说成既骄且伪、卖主求荣的坏人。显然，政敌们的预谋，是不但要把海瑞斗倒，还要把他搞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