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合时宜的人（第2/5页）

海瑞的童年生活既如此单调，家庭生活又那样不幸，则他惟一的乐趣就只有工作。只有疯狂的工作才能填补他心灵的缺憾。海瑞确实是个工作狂。只要是他任内的事，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而不惮其细碎烦琐。他任应天巡抚时，依例每月初二、十六两日放告，每次受理案件竟达三四千之多，还不包括平日受理的人命、强盗和贪污案。其他职份事无巨细，也往往躬亲，几无休息之日。这种作风，与当时文恬武嬉的官场风气自然格格不入。谁也不愿意和这样一个古板、认真、不讲情面，只知疯狂工作而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共事，更不愿意让他真的被树为官僚的楷模，因为谁也做不到他那样。

但是海瑞却能做到。

海瑞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在他看来，人生的追求无非义与利。如果追求利，可以为农，为工，为商。农工商原本是兴利之事，求利无可厚非。惟独为士做官不可求利，只能是为国尽忠，为民办事。因为士的追求是义。世界上之所以有士农工商的区分，就因为有义利之别。义高于利，所以士高于农工商。一个士人如果也去追名逐利，那就不够资格当一个士，也不够资格当君子了。因此，一个做了官的君子，只能利国、利民、利公，决不能利私。这当然很崇高，很伟大，很值得敬佩和敬仰。但如果以此作为对所有官员之普遍和基本的要求，则既不现实，也未必正确。

首先我们得承认，士也好，官也好，都是人，都要生存，也都想过好日子。这就是利，也是私，而这种私利无可指责。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固然是君子，是高尚的人。甚至只要能做到公私兼顾，人己两利，或谋私也奉公、利己不损人，就不能算是坏人。我们无妨将人分为五个品类：一、大公无私，专门利人；二、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三、公私兼顾，人己两利；四、谋私也奉公，利己不损人；五、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其中第一类是圣人，第二类是君子，第三类是好人，第四类是不坏的人，只有第五类是坏人。圣人极少，君子和坏人也不多，最多的是中间层次大体还好和不好不坏的人。他们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无妨说是常人。

常人之情也就是人之常情，其中就包括改变处境、提高地位、增加财富等等。因此即使一般的好人，也难免弄些小权术，耍点小心眼，做点小动作，打些小算盘。当然，依照道德上所谓量变质变原理，小权术也可能变成大诡计，小心眼也可能变成大阴谋，小动作也可能变成大罪恶，小算盘也可能变成大野心，尤其当这个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时，就更是如此。这是不能不防范的，但只能靠体制和法度来防范和制约，包括限制权力、惩治腐败、高薪养廉等等。因为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舍生忘死、克己奉公、舍己利人，只能因势利导，从趋利避害的人之常情出发，晓之以利害，绳之以刑法，让他觉得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是一种会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可怕行为，至少是不合算的买卖；还要让他即便想冒天下之大不韪，或对营私舞弊心存侥幸，也无从下手。这就只能靠制度，不能靠道德。

道德永远都是必需的。人之为人，就在于有道德。没有道德，人就会变成兽；只有道德，人就会变成神。人不能变成兽，也变不成神。所以人不能没有道德，也不能只讲道德。真正高尚的道德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这种境界很值得追求，也应该追求，但总有求之不得和追之不及的时候，也总有达不到这个境界的人，而且人数还不少。因此所谓道德高尚，必须提倡也只能提倡，不能苛求也无法苛求。既然无法苛求每个人都道德高尚，那么，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和犯罪行为，就不能指望依靠道德风尚的提倡来消除，只能靠制度和法律来防范。我们通常说“反腐倡廉”，就是充分意识到廉洁要靠道德来提倡，腐败却只能靠法制来铲除。

法制和道德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制是防范性的，道德是倡导性的。法制规定不准做什么，或不准怎么做；道德则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应该怎么做。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因为它们的分工不同。比如出现了火灾，道德告诉我们应该去救火，法制却只规定不准纵火。不救火的人并不犯法，也未必不道德，因为他不救火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并无此种能力等等。只有那些有此能力却见死不救的才不道德，只有那些见死不救还要幸灾乐祸的才缺德，也只有那些趁火打劫的才犯罪。可见，道德与法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随意滥用。只有道德没有法，则故意纵火和趁火打劫就无法受到惩罚；只有法律没有道德，则幸灾乐祸就无由受到谴责，见义勇为也不能得到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