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脑的战争（第2/3页）

读到这儿，我乐不可支。当然这个观点是1897年的科学家的观点，但在当时的头骨学是非常热门的一门“科学”，大家都是认可这个观点的，只是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看来，觉得无比荒唐。

这本书里还大量引用了这些男人的“科学成果”。有不少是现在的，一样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社会需要什么，科学就能证明出什么。不少认为男性天然优越于女性的科学家，便也能用“科学”证明了这个观点。

书中还讲道：

当科学家证明了男女两性的大脑体积和体格大小有关后，大脑皮质上的褶皱的数量也没有性格差异后，而这个数量本来也是与智力有关的特征。其他一些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脑中某些部位的大小上。起先，在十九世纪中叶，人们以为男性的额叶一般比女性大。到了世纪末，人们又确信男性的额叶比女性小，而顶叶比女性大。根据这一点，很多科学家立刻改变他们的观点，说较大的额叶并不表明智力优越，但顶叶的大小对智力更加重要。

尽管没有解剖学上的证据支持女性大脑不如男性的观点，但这些“科学思想”背后都潜伏着更深的社会背景。二十世纪前期，哈福洛-艾利斯设计出一套理论，称“男性具更强的可变性”。他深信，不管什么特性，男性都比女性具有更强的可变性。到了1970年代，这种观点还用于解释为什么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音乐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中间男性的比例更高。据说，得到IQ测验高分的男人比女人更多。这本书的作者指出：“事实上，IQ得分很低的人中间，男性也更多，但低分段不受注意。女性比男性更接近平均分。”但这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认为女性不如男性的说法，“因为她们彼此相同或者比男性更平均。”

科学因为先有的社会的一些需要和观点，再去主动应合，产生了无数的滑稽效果。科学在历史的前进中，像一个马戏团的表演者。他反复无常，他前后矛盾，他有强大的精神胜利法，他不屈不挠，总想赢得后世的笑声。

科学家们的这些研究倒让我想到一件往事：

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争强好胜，喜欢抬杠饶舌，完全不像现在这样的性格。那时，常和同桌的男生争论一个问题，就是男人强还是女人强，男人聪明还是女人聪明，男人伟大还是女人伟大。那时，其实我们未必真正有性别意识，如果有了性别意识，想必也不会争论这么弱智的问题。关于谁强的争论，我记得他提出他可以一只手搬起一张桌子，我抬出刚刚夺冠的女排。关于谁聪明，他举出的科学家就比我多，而我先是只搬得出居里夫人，到最后把什么黄道婆都搞出来了。关于谁伟大，那我就能举出什么长江黄河祖国地球等等各类母亲。这位同桌最后被母亲们击退了。

当时我们争论得十分认真激烈，其实现在想来，这后面隐藏的意思不过是，我和他谁更行，将来谁的前程远大。其实若干年后再回头，这完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嘛。

但这件事情，倒真是和男科学家们想证明女性不如男性聪明很相似。背后隐藏的也像一个孩子般幼稚：“是我的观点重要还是你的观点重要，是你该占据社会的重要位置还是我，到底是谁或者该谁来主宰这个世界？”这些问题现实化就是：谁有工作权，谁有选举权，两性应不应该平等，哪些方面平等？

正因为莱斯蕾·罗杰斯是一位女权主义的科学家，她才从另一个方向来审视她的同行的研究，对这些实验一一质疑。

比如，针对男女两性在IQ测试的得分不同，她指出，这根本在于这些测验题的设计，并不能反映两性任何基本的差异。女性和男性对不同的问题的表现确是有别，但整个测试结果取决于各种问题的平衡，并不表明两性的生物本性。原来有女性得分高的测验，但这些测验会被调整，以消除女性的优势。

说到智商测试的问题，我就不免联想到最近的例子。

网上最近有一个IQ测试。告诉我的是一位专栏女作家，她写邮件叫我去看看。我测了，分数是不错的分数，我只是暗自得意了一下，没好意思往外讲。但她第二天就来信追问我的分数，原来她的分数也差不多，她以为是个得意的高分，自己聪明得厉害，所以想要知道其他人几何。后来，在她的调查之下，发现周围写作的朋友们分数都在120至130之间。正在我们集体得意的时候，我一个律师女友告诉我，她的事务所里，律师们的分数大都在140以上。她说，她所里有个律师太让人惊讶了，才130多分，跟所里的那个打字员得分一样。

如果说我们这些写作者智力都不如律师行里的律师甚至打字员，我想，我们这群人里，一定没有一个人甘心。我们于是便想到了，这套题的设计一定是恰巧更符合律师们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