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城市从这里突围（第9/10页）

其次尚有甘蔗、山蚕的引入，对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响。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十五万吨，产蔗糖一万余吨，有糖坊五百余家（详见《富顺县志》）。内江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因为四川原来只有春蚕、秋蚕和四季蚕，并无山蚕。1741年大邑县知县、山东人王酉将山蚕从山东引入四川，从山东省取蚕数万，散发给民间，教他们饲养。山蚕喜吃柞树叶（又名栎树，俗名青杠树），而四川许多地区都有栎树，而山蚕所产丝谓之为柞蚕丝，其所织成的柞丝绸为平纹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季衣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末经营丝绸生意的丝绸帮商号及人数之众堪与日日不离的油米帮的商号及人数相埒的原因，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费得起丝绸服装打下了基础。福建、广东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经商传统或具备商业眼光，而且有敢于为先的风气，如他乡之人不喜种苎麻时，“粤东籍家多种之”（《温江县志》），给扩大苎麻种植、增加经济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虽有烟草种植，但产量不高，面积不大，烟与烟叶的加工比较粗放。雍正年间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广种烟草，傅氏的烟草在成都很卖得起价，获利高，又能远销四方，于是民众便广泛种植，这样就为成都地区的民众增添了一项经济收入，为成都经济的尽快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移民入川后，在四川各地建立了会馆，这些会馆在移民几年或十几年后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京师各省会馆的作用大抵如次：为官绅乔寓之馆，科举士子居住的管所，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而地方会馆自是不同于京师针对各省会馆，但一般会馆不外是协助同乡应试举子、推进同乡工商业务，便于同乡间聚会联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会馆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台湾史学家吕实强认为四川的会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参加会馆者不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农民亦是会馆的基本会众；其次是会馆设立相当普遍，不仅通都大邑，就是村镇乡场也往往设有；最后，川省会馆除了一般会馆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属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务，诸如仲裁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发生的影响》，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期）。这就使得四川的会馆取得了亚宗法社会（既与官方有利益联系又有自己的利益地盘，会众只要通过大社会里的小社会就可解决问题）对于会馆会众的利益保护和约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叶袍哥众多、公口林立，对四川的近现代社会结构及社会变动，保路运动的爆发以及民国的军阀割据鸦片泛滥川省等，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譬如会馆会众的广泛性和会馆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联络在农业社会的情况下相对快捷，便于统一行动，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以应付各种不测之激变，这对后来袍哥发水电报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启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之族约族规，对维护一个宗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宗族对社会产生较大且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便是族产中的族田亦即义田。义田，泛称为赡养族人或贫困者而置的田产，“后世君子于私田之公于族者曰义田，义田之给于士者曰学田”（恽敬《沙陇胡氏学田记》），“学田，专资建学及赡卹贫士”（《清史稿·食货志一》）。古代社会重家重族，而且一个人中举中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光荣。义田，是古代社会在不能，更准确地说是不想（当然统治者是不想，他们想的是如何愚民）实行义务教育亦即免费教育的情况下，使同族大多数人不致失学的一个有效办法。

譬如成都龙潭乡范氏宗祠，从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范氏家族有祠产三千多亩。而范氏宗祠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族产属范氏家族所有，并推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孙出世后须向祖宗送红鸡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册后便可成为其中一员，享受祠中一切权利。当然也有对违规的惩处条款。其次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族长一人，推举德高望重的人任职；设正副总理各一个，掌管祀田的收支（指祭祀专项开支费）和义田的收支（作为办学及奖学金、救济金之专项开支），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更为重要的是推选账务主管一人，为本祠贫困子孙、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每年终施放一次救济粮、款。同时设学务主管一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杂，此费由祠堂供给。考上初中发给奖学金二十四元（银元，下同），高中三十六元，大学一百元；上京师和日本留学，每年发给一百四十元；考上留欧美发给二百八十元。每个学生毕业考取优等者，在祠堂贴挂金字红榜鼓励。（以上资料参见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宗族”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