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第9/9页）

蜀地的丝织业在隋唐以前比许多地区的丝织业都要发达，甚至江南织锦的一些制作工艺还是从蜀地流传过去的。刘备得蜀后，由于刘璋的府库里存有大量蜀锦，因此他大量地用蜀锦犒劳文臣武将如诸葛亮、张飞、关羽等各千匹。接下来，刘备听从诸葛亮的建议，鼓励种桑养蚕，积极发展农业，因而蜀国不仅有专管水利的“堰官”，专管农业生产的“督农官”，还承前制，设有专管蜀锦生产的“锦官”。之所以将蜀锦看得与水利官员及督农官员同样重要，是因为蜀锦作为成都的重要特殊资源，可以远运到外地换取蜀地较为缺乏而政府及人民生活又必需的物资，这就是后来各朝代都开设茶马市，以蜀锦或蜀茶换取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匹的真正原因。

谙熟历史的诸葛亮充分意识到蜀锦对于蜀国的重要性，秦得巴蜀，以控楚地，然后得全国；刘邦因得“天府之土”才得完成汉朝建鼎之业。打败对手建立自己的基业，当然少不了蜀地丝织品在其中的资助作用。以至于诸葛亮面对蜀国的危局，不无感慨地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不只是打仗需要蜀锦换来的银两，而且就是魏、吴来做生意，看重的也是蜀锦，故南朝刘宋人山谦之的《丹阳记》提及蜀锦时便说道，“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蜀国能在军事力量并不强于魏吴两国的情况下，独力支撑与魏吴两国抗衡那么多年，成都丰饶的物产功不可没，而蜀锦便是其中最重之“功臣”。

蜀锦的佳妙就像其他方面的繁盛一样，唐宋两代是其制作工艺及其影响，包括能发挥作用的最佳时代。因为这两个朝代，成都一直处于全国各方面发展的中心。奢侈也许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状况，但它恰好能说明那个时代消费最顶尖级的人物，对某一物品的喜爱所能达到的工艺及美学高度。那么在我们看一看那些有权有势的奢靡者们是如何享受成都地区的丝织品尤其是蜀锦的之后，你就会觉得，我谈到的唐宋两朝代表蜀锦最辉煌的时代所言不虚。当然这只是判定标准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民间织锦工艺的提高，而只有少数人所需要的奢侈，就不可能迎来真正的繁荣，因为每一个朝代的奢侈者们，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所喜爱的某种物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便满足其前无古人的独占之感，但一个时代某一事物的普遍繁荣却不能据此获得。

唐玄宗其实并不比别的皇帝更荒淫无耻，生前他靠皇上的威严使盛唐气象显出短暂的光环，但死后他靠的是杨贵妃来传诸久远。在这种过程中，他的贪玩好乐显出特殊的本领，因此四川方面也就迎合他的嗜好，送了一件织造得很精巧的丝织背心给他，其费百金；同时送予他的织成“兰亭集”的文字锦，被其视作“异物”一样，和雷公锁、犀簪、暖金等珍藏在皇宫里。其子孙唐中宗自然能在奢侈上赶超其前辈，安乐公主出嫁时，向四川勒索一条“单丝碧罗笼裙”，系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织成花鸟，鸟雀很小，但织出眼、鼻、嘴、甲，“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后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奢靡成风。制度性的腐败是不需要多少智商的，它只需要你大胆。到唐宣宗时他告诫自己的臣下说：玄宗时，内府饰有金雀的锦袄只有两件，一件为其自用，一件为贵妃用，现在你们家家都有了。

如果唐代用奢侈的个案来显现蜀锦的技艺之高超，因而显示民众被剥削的程度的话，那么整个宋代则是一种由于军费开支甚大，且各种苛捐杂税繁多，因此把蜀锦给国家当作一种充实国库，满足官僚用度的方式。宋代百多万的常备兵，需要给养，打仗时也需要战马，而战马大多来自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要得到战马便必须拿上等的锦缎布匹去交换。宋代川峡四路计征收569589匹官布，成都府路为554739匹，占川峡四路官布的97％（《宋会要辑稿·食货志》），可见统治者对成都府路搜刮之苛酷。宋朝每年国库总入的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共9615匹中，四川织造的为1898匹，占总数的20％，岁入147385匹绫中，四川织造的为38770匹，占总数的26％。每年上供锦绮、鹿胎、透背的1010匹中，四川织造的为759匹，占74％；绫44906匹中，四川为14456匹，占32％。每年诸路合发紫碧绮180匹，锦1700匹，全部由四川供应（转引自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

鉴于这样，完全去民间进行搜刮，就不能完全满足上峰的要求，因此执掌成都的吕大防便于1038年官办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的织锦工场——锦院。锦院之规模包括拥有117间房，154台织机，583名工人（包括军工和募工），每年生产锦1500匹，其中额定上贡锦690匹。但由于官办效率低下，总是亏损，最终只得重新让民间织机户再为官家织锦。到了南宋末年，民间织机户也多为官家逼得破产，只不过尚能维持一种即将衰败的荣誉而已。后来虽也还有蜀锦衣被天下之说，但那毕竟不可与蜀锦在唐宋两朝的主导地位相提并论。盛筵不再，此之谓也。锦官城的织布机偶尔在历史的书页中发出几声闷响，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