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第7/20页）

我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亲正当壮年，也没估计到自己会病得几乎不起。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很可能河水有问题。我父亲不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留学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外国人。他每次来就抽一点血，拿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检查了两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几星期发高烧，神志都昏迷了。我母亲自作主张，请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一把脉就说“伤寒”。西医又过了一星期才诊断是伤寒。父亲已经发烧得只说昏话了。他开始说的昏话还是笑话。他看我母亲提了玻璃溺壶出去，就说：“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昏话渐渐变为鬼话，说满床都是鬼。家里用人私下说：“不好了，老爷当了城隍老爷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

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我母亲流着泪求那位名医处方，他摇头断然拒绝。医生不肯处方就是病人全没指望了。我父亲的老友华实甫先生也是有名的中医，当晚也来看望。他答应我母亲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个药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亲居然挣扎过来。我母亲始终把华实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却认为我父亲自己体力好，在“转换期”（crisis）战胜了病魔。不过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大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唉，要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我们好大一家人全靠父亲抚养。我叔叔在美国学统计，学成回国，和订婚多年的婶婶结婚，在审计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遗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我一位寡婶和一个堂妹。我们小家庭里，父母子女就有八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我父亲满以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没想到生了那么一场重病。当时的社会，病人哪有公费治疗呢！连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没个着落呀。我父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翼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实在很想见到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⑱

四

我父亲病后就到上海申报馆当“主笔”（这是我大姐的话，据日本人编的参考资料⑲，我父亲是“上海申报社副编辑长”）。那时候，我已经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我们那个小家一九二〇年秋搬到上海，租居两上两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里，有一天，我父亲的老友接我们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亲同窗的“稳健派”，后来参与了和日本人订“二十一条”的章宗祥。我父母讲到“二十一条”的时候，总把这位同窗称为“嘴巴”。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我讲到这件事，愤愤地说：“他们嘁嘁嘁嘁嘁，只瞒我一个！打量我都不知道吗！”我想，“嘴巴”是不愿听我父亲的劝阻或责备吧？我们家最初到北京，和他们家好像来往较多，以后就很疏远了。我记得在上海只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以后只我二姑母带着七妹妹去了一次，父母亲没再去过。

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父亲母亲带了两三个女儿同去。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车穿过闹市，开进一个幽静的地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只听得一声声悠长的“知了”、“知了”。进门就看见大片的绿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树，中间一座洋房显得矮而小；其实房子并不小，只因为四周的园地很大，衬得房子很小。我看见他们家的女儿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玩，觉得她们真舒服。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现在所谓‘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可是这句话我父亲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反复说，尽管语气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总是同一回事。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聪明人”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也不顾国家的体面，就常想到我父亲对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惜。